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穆旦的社会身份。对1940年代的穆旦而言，小职员的身份大于文化人的身份，这表明他处于社会文化网络的边缘位置。这一位置使得穆旦获得了一种自觉的写作立场。随后，文章非常详细地讨论穆旦的写作行为。本文将穆旦的写作行为视作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仅仅包括诗歌主题与抒情方式，也包括翻译、其他文字的写作以及对于写作的修改。对于诗歌写作的分析表明，穆旦非常看重个人的经验，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命题更是多有思考。他主张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时代之中，同时，又始终注意与时代保持适当的距离——保持个人的独立品质，这使得他的诗歌始终具备一种独特的抒情气质。其他几种写作行为，与诗歌写作也具有内在的关联，特别是翻译，因为怀有复兴中国文艺的目标，也表明了穆旦对于中国新诗发展进程积极的、自觉的体认。总之，这些写作行为，彼此互相揭示，互为存在。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了提出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概念。这既肯定了穆旦写作的个人性、时代性与艺术性，更强调了穆旦的自觉意识，以及写作本身所特有的、持续不断的艺术品质。它不仅仅指向穆旦本人，也将指向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部分考察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论文注意从细节切入，在西方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这一命题上，论文分析了穆旦和西南联大诗人群所接受的大学教育，指出古典的品质对于他们的写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古典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这一命题上，论文认为穆旦那代人当年规避传统是因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意识，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姿态。传统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但他们与传统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在新文学传统这一命题上，通过对鲁迅与穆旦的对比分析，突出了一些隐秘的、细微的、个人化的因素。论文强调，只有突出这些因素，新文学传统才是一个富有精神活力的传统。在新诗语言上，文章分析了新诗的散文化与口语化特征，指明了冯至、穆旦、昌耀等等诗人在处理语言上的独特经验。本部分还以艾青和穆旦为中心讨论新诗的“土地”主题。可以说，正是因为葆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精神，穆旦的写作能够有效地激发起新诗史上的这样几个最为重要命题——有效地参与到了新诗的历史建构之中。而通过这样的比照，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命题也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第三部分详细考察了1940年代以来穆旦传播的图景。设置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强调穆旦的“历史效应”。所涉及的问题包括：1940年代穆旦批评空间的生成，1950年代的穆旦形象以及新时期以来穆旦形象的变迁。本部分大量运用了期刊报纸、相关出版行为、文学史、文学选本、各类校史、年谱、回忆录等等材料，考察了各种显性的与隐性的时代因素，非常清晰地呈现了一个不断变迁的穆旦形象。这样的梳理与辨析所呈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穆旦历史形象的衍变，更是文学史观念与原则本身的衍变。因此，也可以说，这是考量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之于新诗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