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新闻史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参与者,非常具有研究价值。1925—1932年,是《大公报》由王郅隆时期向新记公司时期的转型时期,舆论环境较为特殊,各种思潮风云际会,国内国外矛盾同时存在,《大公报》作为当时的主要媒体之一,在建构舆论方面具有其特殊性和典型性。社评是报纸政治立场灵魂的表现,本文从新记《大公报》(1925—1932年)的社评着手,以此考察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几个转型期,剖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舆论环境,探讨《大公报》在这些时期的舆论建构途径。在军阀混战也是新记《大公报》转型时期,舆论场的建构,加上重复累积的强化机制和不偏不倚的监督立场,奠定了《大公报》记事立言的基础;当政局和报业结构存在矛盾的状态下,冲突与融合并存的舆论建构方式应运而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坚持抗日救国,《大公报》集中报道,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所谓“读史明智”,在经历时代变迁后,在媒体多元化的今天,重读《大公报》,拨开历史的云雾,对现在报刊及媒体体制、突发事件舆论建构和社会转型等问题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借鉴。要营造一个和谐的舆论坏境,离不开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积极互动,实现“舆论合力”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