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贫富差距突出带来了人际关系淡漠问题日趋严重,因此从社会经济地位角度出发研究共情差异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以往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与共情关系研究的结果从未达到一致,因此,本研究从共情的特质与状态两种理解角度出发来探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共情、情绪共情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与行为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共情的影响。研究一采用问卷测量的方法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特质共情的关系,以112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测量其社会经济地位,使用中文版人际关系指针量表（IRI-C）测量被试的特质共情能力。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与情绪共情成分的个人痛苦维度显著负相关,而与认知共情、特质共情总分无显著相关。研究二采用问卷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情绪状态共情的关系。使用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对429名大学生施测,并从中筛选出高低社会经济地位被试组（高地位者33名,低地位者34名）,采用RMET任务来测量认知共情,以准确性为认知共情指标,通过共情诱发视频和Baston形容词量表来诱发和测量情绪共情水平,以共情总分为情绪共情指标。结果表明: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组的认知共情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组情绪识别精确性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两组在情绪共情上的差异呈边缘显著。研究三采用Piff主观社会阶层启动范式来操纵社会经济地位,采用与实验二相同的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测量材料来测量状态共情两成分。结果显示高社会经济地位组的认知共情水平仍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组的认知共情水平,两组在情绪共情上无显著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1）社会经济地位与特质共情存在弱相关,主要表现在情绪共情成分的个人痛苦这一维度上: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能够感知到他人的个人痛苦水平越低。（2）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组在状态共情上存在显著差异:高社会经济地位组的认知共情水平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组的认知共情水平;两者在情绪共情上无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将有利于增进对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共情倾向的客观完整的认知,有利于消除地位偏见与刻板印象,维持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