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史也就是一部生动的语言史,它并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或语言风格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学记号的历史。它包括小说语言形式及其伦理意义,即它与历史、政治、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种种语言权势,比如各种意识形态权势,以及来自文学本身的传统惯势或作家群体所组成的语言结构权势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对小说自由精神的阻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语言就是权势与自由的交错地带。从本体论上说,文学语言包括小说语言是对认知语言的固定“象棋”法则以及所有潜规则的冲击与突破,它是遵循人内在灵魂的召唤,行进于自由之途上的言语行为。作为一种符号形式,文学语言和人一样,自由是其本质,是它的“应然”,然而却身处不自由的处境之中,是为它的“已然”。语言与人都同时走在由“已然”向“应然”的无限敞开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途中。文学语言的自由是由一连串不断的“反”与“自反”的动作来完成的,即对一切权势、规约、命令、工具性和奴隶性的“反”。这种颠覆性所带来的必然是旧的语言规范的扩大或消失,由新的语言质素形成新的语言规范,规范一旦确立又必被瓦解。于是文学语言的自由就是不断的解构建构,而这种分解组合运动发乎语言、文学、人三位一体的内在的自由性需求。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语言与自由多在经验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格局中,进入不了语言、文学、人与自由的本体论关系。同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处境又恰恰决定了这是个最值得讨论与深入的问题,——很难找出其他国家的文学能够像中国文学一样处在如此激烈、全面、漫长的意识形态权势之下。因而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语言自由和权势问题就格外有意义。近代以来的文学变革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使古典艺术中代表民族普遍精神和政治文化统一性的语言体系被打破;同时使语言的价值伦理意义被着力强调,文学以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介入,使某种占主流地位的语言模式具有潜在的权势性。从“五四”的思想式写作,三十年代的革命式写作,以及四五十年代到建国十七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政治式写作,整个中国文坛一直是价值语言系统的权势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形成一种经过严密编码的语言系统、思维模式、写作模式以及能指所指间极其固定的对应关系。个体风格成为孤独自我的象牙塔,其内在的自由光辉照亮了小说语词各种不确定而可能存在的关系,并作为一种遥远的启示被关在历史的牢狱之中。另一方面,就语词本身而言,“五四”之后,小说语言是以建立一个欧化的逻辑理性的语词规范为准绳的,它挣脱了传统文学语言书法自然、浑然天成的自由状态。然而转回身来,小说语言又必须挣脱这种欧化的束缚,回到民族口语和方言的温暖故土。八十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始,小说语言的本体性得到普遍认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自由性被强调到一个空前的地步。相较于建国后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先锋小说在通向言语自由的路途中大大前进了一步。然而随着所谓的“现代”或“后现代”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文学在文明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日益泛化,文学所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越复杂,它本身的自由性和言语自由就越不可想象。先锋文学所开创的这个貌似无限自由的状态,正是“整一化”、“全球化”甚嚣尘上的世界内部价值进一步崩溃的征兆及其文学化表述。它甚而大大扩张了语词复制性的功能,并对各种权势话语兼收并揽。因而可以说,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到先锋小说的“技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面临的危机换了一种形式,但同样是关于“诗”的危机,即关于那个最高的言语自由的危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是“在途中”。言语自由是文学不可阻遏的内在趋向。小说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不管能实现与否,我们对它的期望和理想应该是:小说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