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公共性的关系是一直存在又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领域。在哈贝马斯文学公共领域的概念中,他强调的是文学、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影像与广播因其不给人们“回嘴”的机会这一特质而被忽略了。与哈贝马斯的“文字精英主义”相对,内格特与克鲁格认为电影提供了一个“社会经验”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是开放的、民主的。汉森沿着“经验的公共领域”这一路径出发,认为电影提供的是一个现代性的“感官反应场”,是人们对“现代性”进行观望、反驳、自我反思的公共空间。就阿伦特所言的公共领域中的两种人类活动——言语与行动——而言,电影是对它们进行展示,供大家讨论、交流的现代空间,是古希腊公共领域的媒体形式。城市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化、职业性的,集体的形式”解决人类各种需求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是人类公共性的集中载体；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历史、文化公共性的体现；城市作为人类的居所,与人类共同的命运、处境紧密相关；城市作为交往的空间,促成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发展。城市不仅代表着我们的过去,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城市的公共性,意味着城市人命运的公共性。从上海城市电影60年的发展变化中考察中国60年公共性的变化,是一种试图将文化机制与文化内容作为互动的内容进行考察的努力。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电影内容中,还体现在电影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上。对曾经以“人民电影”相号召的中国电影来说,生产与消费机制上的变化,导致电影的公共性发生极大变化,从而对电影的生产、消费与文本都产生了影响。上海城市电影前30年被全国统一的政治公共性所控制,后30年在市场的冲击下趋于多元,但在电影票价高企的情况下,观众对电影的消费形成一种以消费主义为本质的“大片主义”；反映现实生活的人文影片渐渐无法从影院中获得票房。目前中国电影的影院消费已经不是“大众”,而是“小众”,这一点,使它与西方、东方的很多国家都区别开来。电影内容是考察社会公共性变迁的重要渠道。电影不仅表达人物的情感与行为,还表达与这一切有关的物质环境。对物质环境的考察是一种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考察；电影中所传达的人性与情感,才是电影公共性的真正本质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电影呼应了哈贝马斯对文学公共领域的期待,即通过对个体经验的交流,塑造人的主体性及对人性的认识,通过公开交流培养理性的健全发展与公共性的进步。因此,电影评论作为电影公共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员,需要担负起对电影的公共性价值进行挖掘、阐释乃至文化比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