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昆曲作品《牡丹亭》是晚明戏曲家汤显祖的四大剧作之一，也是其最脍炙人口且成就最高的作品。2005年，台湾作家白先勇指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上演，使得昆曲这一传统艺术进发出新的活力。　　 《牡丹亭》的英文翻译已经有三个版本，而译本的研究比较缺乏，对于表演中直接影响观众理解的字幕更无人涉足。本文将Cyril Birch(白枝)、汪榕培的两个译本和李林德的字幕翻译进行对比，找寻三位译者对《牡丹亭》中文化限定词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并试图从“同化”和“异化”这两条翻译策略中找出适用于昆曲这种特殊文本的具体策略。　　 本文依据奈达对文化限定词的划分，将《牡丹亭》中相关例子分成三大类：生态类、社会类和语言类。其中生态类词汇列举了与植物和动物相关的文化限定词；社会类主要侧重于分析历史文化典故以及《牡丹亭》中形形色色的人名；语言类包括了数字和合成词等的翻译。通过原文和译文的对比以及译文之间的对比本文试图解答以下问题：三位译者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限定词采取了什么相同或不同的策略?　　 本文研究发现三位译者对于文化限定词的翻译采取了不同策略。汪榕培秉承他的一贯风格，注重译文韵律，因此他的译文多“同化”，采用省略和意译。Birch的译本是三个译本中最详细的。译者试图保留原文中的文化异质(foreignness)，因此在翻译中采用增补的策略，并对文化典故等作了详尽的注释。李林德的译文，鉴于字幕理解的“及时性”，不可能提供任何注释，因此，只能在译文中将信息传递最大化，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化限定词，采取了省略和增补的策略。　　 本文的研究并不旨在断定三个译本优劣，因为每个译本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但是通过研究，本文作者在对比中发现，汪式译本因过分追求韵律和“归化”，往往以丢失原文的信息为代价。Birch译本中的注释对于读者有一定帮助，但是译文中过多的增补策略影响了行文的流畅性，某种程度上失却了昆曲艺术的精髓。相较来说，李氏译文兼顾了连贯性和完整性。译者所采取的省略并没有以丢失原文信息为代价；而增补也只使用了文内增补的方式，保留了原文的流畅进行。对于某些例子，本文作者试图给出自己的译文。本文作者认为：对于昆曲这类特殊文本的翻译，采取如增补、省略和注释等策略是有必要的，因为现代读者对昆曲的文化内涵和文字使用都有了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