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为背景，以渐进式分权问题为切入点，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公共权力与市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与企业等关系进行了研究，旨在深入推进我国从“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的转变，和从“官本经济”向“民本经济”的转变，以期达到既维护中央权威，又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地方特别是企业和公民个人积极性的目的。　　本文从权力类型角度简要分析了决策权的来源及其集中程度，并以权力洛伦兹曲线作为分析集权与分权的直观工具。通过对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下的分权和集权的一般比较，指出“延安模式”、学习效应（苏联模式）、外部压力、战时动员、制度文化等的影响，使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之初，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国家权力活动的范围由此扩张——直至集“经营权、监管权、所有权”于一身。而企业、公民个人及社会中介组织缺乏独立的权利。因此，分权也就成为改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方法。但计划体制内的行政性分权，却难以摆脱“集权计划统则死，分权计划放则乱”的“两难困境”。其中关键是并未改变公共权力（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格局。　　本文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伯恩斯坦关于“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的论点。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指把一些经过选择的决策权力部分地在行政系统内部下放到较低层次;经济性分权，则是指在产品生产、资源配置乃至收入分配的决定上让市场力量起更大的作用，同时减少中央计划和行政控制的影响，其目标是走向有政府规制的市场经济。最广泛也最深刻的经济性分权当推公共权力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给市场，即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涉及分权内容的视角，本文把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综合性分权作为谋篇布局的主线，并突出了以经济性分权为基础的综合性分权这个重点。从市场关系变迁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层面切入，重点分析以经济性分权为基础的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及相应效果。增量改革的扩展，促使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国企存量改革朝着战略收缩、制度创新（政资分开、股份制改革等）方向演进，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不同于“休克疗法”（国有企业急速私有化）的道路，即实行A战略——有机发展战略。　　本文系统分析了综合性分权的主要特征，构建了综合性分权的制度演进分析框架，提出了以经济性分权为基础的综合性分权的两种主要路径，并在洛伦兹曲线上找到了直观完整的表达。路径Ⅰ（综合性分权Ⅰ）——以体制内国家权力的收缩为标志，部分国有国营走向国有民营、混有民营，直至民有民营;路径Ⅱ（综合性分权Ⅱ）——以体制外公民权利的扩展为标志，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在本文中泛指非国有国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多层次多方面的“国调民进”已成为渐进式分权改革发展的大势。同时，要关注在“国调民进”互动推进中的深层障碍:第一，人们表面乐于言“公”而怯于言“私”，长于大张旗鼓地讲“反对以权（力）谋私”不善于理直气壮地讲“依法谋利”，如此种种，已成为一种“深层文化障碍”;第二，“大一统命令经济”残余及“公共权力资本化”，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阻力;第三，经验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民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第四，官员及权力意识强而公民及权利意识薄弱（尤其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松绑”之后如何进一步“撤绑”）;第五，事实上在对待国企、民企和外企方面存在差别政策，尤其假国家或政府名义进行官权垄断或官僚经营仍然存在;第六，体制转轨时期，行政权力控制和内部人控制并存;第七，在“全民——国家（政府）——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形式本身决定了要形成“自负盈亏”的企业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往往却只囿于一定的封闭系（如金融风险、国企风险、国有资产风险等），而忽视整个国民经济及相应的国民资产风险;第八，企业劳动者游离在“放权让利”之外，往往权利受损而风险增大。第九，有的民有民营企业本身存在“第一桶金的原罪”等问题;第十，“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　　本文对中国特色经济分权模式进行了探讨，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有利于大众，坚持经济分权与宏观调控及法治的统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坚持推进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参照部分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学说，结合“监管权威”的要求，必须坚持维护中央权威。在迎接保守力量和“权贵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推进“有机发展战略”（“A战略”）过程中，需要高扬“民本经济”的旗帜，“民本经济”既是鲜明的导向，又是有力的武器。提出要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落实到中国特色经济分权和实施“A战略”的各个具体环节，消除深层文化障碍，促进“公”与“非公”协调发展，贯彻同等保护原则，注重权利与风险对称，保持适度的“劳动——收入”分配率等建议。“政治安定，渐进分权，市场取向，民本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更是应对当前挑战、深化分权改革的宝贵经验和可靠基础，对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兴民本经济富百姓”与“行民主政治强国家”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