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互联网上的语言暴力也开始满天飞舞,如“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面对风行的语言暴力,有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将其视为“文革语言遗风”,并赋予了一个不得不使人警戒的名字“网络大字报”。本文对网络大字报进行历时性的知识考古,认为网络大字报的形成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有其形成的历史机制。在1840年以前,由于没有受到大规模外力的冲突,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语言保持了自己的纯洁性。但是,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儒家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这对原有的话语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政论文开始,借助近代报刊,语言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到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论战,已经可以看到话语暴力的端倪,原来的话语平和文雅被打破。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话语革命,彻底改变了文言的主导性地位。但是由于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标准的白话规范,白话文实际上成为思想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大量西方语汇和下层生活语汇汇入其中,语言粗俗化倾向已经很明显。这阶段,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对以后的话语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鲁迅的文本被视为行文参照的模板。在延安,通过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实现了文学政治化的过程,革命话语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主流话语,并随着全国的解放而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建国以后,左倾思想的快速发展,也将语言暴力和政治话语发展到了极至,并最终形成了大字报话语。在文革时期,大字报话语泛滥成灾。文革结束后,由于没有清算这种大字报话语,它被保留了下来,并逐渐产生变异。红色经典的兴起,标志着在现代社会传统政治话语还有极强的生命力。后现代的叙事方式契合了网络的语言需求,暴力语言在网络上获得了发展。而传媒的语言暴力更为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提供了合法性。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将大量舆论挤压到网络上来,网络大字报最终形成。本文认为,网络大字报及其话语的形成,正体现了我国社会权力变迁的过程,一种是思想的权力,主要是儒家思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权力变迁;另一种是政治权力的变迁,话语暴力不过是革命暴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在革命暴力不再可能的现代社会,话语暴力替代性表达了这种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不是简单的暴力,背后有着国民深深的焦虑和乌托邦思想,话语暴力的形成正是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引起的焦虑成为暴力的根源。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焦虑,将话语暴力也拖到现实的存在当中来。网络大字报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新群氓时代。群体的力量在现代仍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