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传统空间的裂变”与“现代空间的重构”背景下，通过民族民间体育在“政治、精神、社会”空间中的生产形态，探讨民族民间体育如何适应社会转型而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实现对当下民族民间体育的整体认知。研究以文化认同与空间生产为理论基础，以民族民间体育——彝族摔跤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体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对民族民间体育在村寨、城市节庆、以及国家“民运会”的政治空间拓展中，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以“赛事”制度化的约束，决定其政治空间生产的方向和进程；在宗教献祭的精神空间中进行了积极的现代化实践，满足超越物化世界与培养心灵信仰的需要；人生礼仪的性别实践等社会空间中对其进行功利化运用，服务于现代生活的需求。最终在民族民间体育与文化的互动阐释中探究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理论与经验，探寻民族民间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自我认同，并实现三种认同的贯通，揭示现代化背景下认同与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之间的内在关联。1彝族摔跤因其民族性、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及其在现代化转型中较好地处理了主体的自我、民族与国家等认同的建构而具有民族民间体育空间生产的典型性，集中地表征了作为主体现代化生存境遇。彝族摔跤具有政治性、精神性与社会性的特定使命与人们对它的特定期待，是与人的现代化生存紧密相连的空间实践活动。彝族摔跤的空间生产以特定的生存意蕴而成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与资料来源。2民族民间体育的现代化转型体现在“政治、精神、社会”空间的生产上，表征为“武的管理”的行为模式和思想图式：在政治空间的村寨、城市与国家等场景转换中，进行了族群、民族、国家等认同的情境化与级序性的处理，满足主体集体归属认识与情感依附的需要。在精神空间的个体与社会、主观心理与社会环境等场所精神中，进行了驱动力、规范力、取向力、约束力的物化超越，将民族民间体育在神圣与凡俗世界之中融合，并在场域延伸社会空间中，为主体在性别认同、生命意义体悟、社会责任担当的社会性别建构提供原动力，表现出与社会期望一致的内在自我认同。3民族民间体育现代化实践的“武的管理”，一方面，将主体“分身”到政治、精神、社会等生活空间中，实现其集体归属表达、精神超越寻求、自我概念体证等主体存在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又将“分身”在各类空间中的主体“合为一体”，满足其人神交通桥梁、古今融汇渠道、内外通达载体等生命相互性的呈现。4民族民间体育在政治空间上的生产表征为村寨、城市、国家的层级区隔与空间并置：基层的村寨，表现为民族民间体育“生活化”模式，在“人－神－祖灵－土地－体育”的“共同语言”上满足于村寨“可接触共同体”族群认同的需要；在旅游经济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拉力下，表现为从村寨到县市、自治区的民族民间体育“表演化”模式，形成“神－祖－体育”的“共同语言”，促进民族认同；在国家层面的“运动会”系列中，民族民间体育成为少数人从事的“专业化”竞技活动，在形成“国家－民族－体育”的共同语言中使其走向民族文化交流与国家认同的空间生产。通过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此三者既有层级上的区隔，又有空间上的并置，在具体的情境化中实现族群、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和谐。5民族民间体育在精神空间上的生产，体现主体在个体与社会、主观心理与客观环境等纬度上的“分身”与“勾连”：虽然主体分身于自我、社会、国家层级上的身心体验，人、鬼、神、以及动植物类别上的图腾崇拜，甚至是身体活动的头、手、脚等人体解剖位置上的身体图式，形成各个空间的主体性活动；但在主体物质性形体、人际指向性交流、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等方面，将社会心理的“尚武阋争”价值取向、社会环境的“敬神驱鬼”社会规范、个体心理的“尊祖禳灾”心理驱动、群体交往的“静穆愉悦”情境约束勾连成主体的全部精神生活内容，既通过民族民间体育“武的管理”，为政治空间生产中不同级序认同提供驱动力，又为他们的情境性提供约束力，还为主体实践提供价值取向力与行为规范力，最终实现人的主体性建构。6民族民间体育在社会空间的生产，是将“武的管理”延伸到主体通过物质化的身体表演其习得的“社会性别规范”，即在话语意识形态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进行身体规训与自我社会性别认同：民族民间体育成为儿童公共童年塑造强劲身体与好胜心理以及规范仪礼的规训手段与呈现方式，并将这种“阋争尚武”与“彬彬有礼”的文化适应与自我认同内化为精神信念，成为个体精神结构的“原型”，形成身体资本，展现在人生仪礼的社会实践中，使社会性别不仅体现天然的物质肉身性，还体现经过符号浓缩的交际性。最终以身体的物化形式将民族民间体育延伸至“权力－身体”空间实践的秩序场域之中，确定“文质彬彬”的自我认同。总之，民族民间体育形成了“身体活动方式”服务“国家认同的融合化与人员专业化”、“民族认同的神圣化与人员普遍化”、“自我认同的身体化与人员普及化”的经验，并将三者统一于主体的物化身体之上。正是“武的管理”将主体化解为最小的“颗粒”并分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践行对人的生活意义；同时，又是“武的管理”将不同层级结构（个体、群体、社会、国家）、不同物种（人与动植物）、不同力量（自然力与超自然力）的主体汇聚成拥有主体精神的人。因此，民族民间体育空间生产的经验，启示我们不能抽离主体研究民族民间体育，因为任何身体活动都是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中的特定实践。要理解民族民间体育“生活文化”的性质与“质文并存”的特点、“个体、民族、国家”的层级认同结构与满足“超越、秩序、愉悦”的主体心理需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