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世纪印度佛像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佛陀造像为核心内容的庞大的绘画艺术门类。自公元2世纪第一个成熟的印度佛样,贵霜造像,开始了对中国本土佛像绘画的强大冲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佛像造像艺术发展出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中国化佛陀造像系统。然而,外来佛像在中国的民族化、本土化是怎样的艺术演变过程?中国画家们面对着怎样的艺术问题并如何获得解决?如何创造出具有民族化的表现形式、既符合本土审美传统又具有高度认同感的中国化佛陀?这正是本文所关注与探讨的问题。佛像中国化在两大脉络中发展,一是对印度造像形式的引进和师仿,二是持守本土传统表现语言的立场进行新创和改造。从东汉佛像的初传至宋代中国式佛像的规范确立,在中国佛像本土化的进程中,中国画家们面对印度贵霜风格、笈多风格、西域风格等持续的外来影响,一边吸纳一边改造,逐步摆脱强大的外来影响,树立起以本土表现语言为主体、成熟的中国式佛像造像,并转而向外输出中国佛像样式。中国画家借鉴印度佛陀像式的造像形式和仪轨程式,对佛像造型的表现语言、精神内涵的表达方面进行了彻底的中国化改造。从印度佛样的引入到中国化佛像样式的确立,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的改造与变革,相继呈现出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广泛的流行佛像样式:印度贵霜佛样传播时期,东吴曹不兴初引梵像画科;贵霜与笈多佛样混交时期,东晋戴逵遵守印度仪轨而转印度为中国形象,第一个中国化佛像制产生;以东晋顾恺之、刘宋陆探微为第二阶段集中于精神气质与语言技术方面新创,形成南北朝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样式的风行;笈多佛样高峰期,张僧繇与曹仲达创张家样与曹家样;唐代对印度传统、西域风格及本土传统的取舍、融汇与整合,吴家样与周家样为此时期主流佛样;至宋,外来因素影响微弱,本土传统语言大发展,佛造像继承吴、周传统,完善表现语言,稳定形成成熟规范的近世佛样并输出海外。这六个阶段的中国化佛像样式的生成,与印度不同时期佛像样式、西域风格表现等外来因素形成呼应互动,引进吸纳,同时画家们在积极寻求把外来佛像的表现形式溶入本民族语言技法体系与审美传统之中,在对这个艺术问题寻求解决的过程中,中国画家们既改造了外来佛像的造型样式,同时也对自己本民族绘画传统完成了突破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