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实现民主的基本机制,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而且事关公民的个人价值与尊严,本身即成为一项重要的目的。因此,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就成为观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公民赋权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既有研究中探讨政治参与概念、意义及其与其它政治价值之间关系等议题的规范研究相对较多,而基于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基于较长时段、连续多波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则更为罕见。本文借助三次大规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呈现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图景,并深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与变迁趋势。着眼于当下现实,本文利用三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描绘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图景。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参与广度尚可但深度不足的总体特征,并且在不同参与类型之间呈现高低分化的结构性差异。在选举体系的参与之外,接触型参与和抗争型参与较为多发,而沟通型参与较为少见。接触型参与的相对多见,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力本位与依附主义的特点,表明将权利与权力的普遍规则转化为依托私人关系之特殊待遇的行为倾向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仍然较为普遍。抗争型参与的高涨,对于政府既意味着执政和治理的风险,更意味着在外部压力下加快制度革新的机遇,即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现有体制对公民多样化政治参与的容纳能力,从而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同时提升政治民主化水平。本文建立“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参与者”解释框架,结合参与者个体特征和宏观社会环境变迁两个层面探讨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政治参与者的个体特征出发,本文的数据分析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对其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并非按照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成比例的分布,在接触、抗争等特定类型的参与行为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甚至比地位较高者表现更为积极。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等政治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内外效能感的不同组合,不仅影响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影响其行为选择的倾向性。地方政府信任与抗争型参与之间的负向关联,指向了当前央—地分工体制的某些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几乎独占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而地方政府则作为地方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为政权提供重要的绩效合法性;在财政分权、属地化管理的央—地分工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官员对外陷入公共服务需求与财政能力的落差陷阱,对内陷入政治锦标赛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型压力,动辄成为归咎对象。民主支持与选举外的其它参与之间并未表现出预期中的密切关联,反倒是威权取向与抗争参与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尽管多数中国公民都接受民主的观念,但从民主观念到基于民主意识的参与行动还有距离。从政治参与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本文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快速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赋予公民参与政治所需的更多资源,提升了他们的行动能力;然而,收入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滋生社会怨恨与不满,影响人们的参与行为选择。政治和行政领域的改革,包括基层民主选举的实施、公共行政改革中对政府效率、责任、回应性和服务水平的强调,提升了政治与行政过程的开放性,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机会。然而,人们对基层选举和公共服务的实效评估,才最终决定它们对政治参与的实际影响。政治文化的变迁同样改变人们的参与行为。等级权威观和人际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比较内核的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改变;总体上,前者能够促进各类型政治参与,而后者则有一定抑制作用。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观念主要与选举参与呈正相关。当代集体主义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中国的旧集体主义思想资源加以改造的结果,而国家至上观念则更是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和建设需要而植入的外源性文化要素。这两种观念在中国公民中扎根的深度相对有限,近年间受市场经济发展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而有所松动,这与近年间投票参与率的下滑相互呼应。2002—2015年间中国公民各类型政治参与的变迁趋势表现为:沟通型参与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缓慢;抗争型参与在前十年间有较明显上升,此后仍保持相对高位;另外三种参与类型（即投票、竞选和接触型参与）在前十年间经历增长后,最近数年间却各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就这一变迁的属性而言,中国公民已经开启政治参与行为模式的总体转型。对于地方选举投票等传统参与方式,人们的参与意愿在下降,而更多地选择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沟通乃至以抗争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生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生命周期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个人处于生命的不同阶段中的行为模式差异,但比较而言,世代效应和制度效应对近年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总体变迁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70、80和90后新生世代出生成长于中国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和教育普及的时代背景下,在政治行为模式及民主观念上已显现出与年长世代有所差异的世代特征。这将给中国带来深化政治制度改革的动力,中国的政治民主及公民政治参与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身处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公民的政治行为模式无疑对中国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它还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当中。因此,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值得学界予以持续关注。鉴于本文研究的经验与局限,未来有关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应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良性互动、科学、系统而精准的政治参与测量工具的发展、多种研究路径与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中,继续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