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通事是长崎贸易的产物,其发展和长崎贸易紧密相连。但由于江户幕府的限制和其国内经济的发展等因素,长崎贸易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发展期和成熟期后,逐渐进入了衰退期。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驶入长崎港口的唐船数量大幅度减少,每年的入港唐船数量大都维持在十只左右。但是,在同一时期内,负责唐船贸易管理的唐通事役人的任命量却与来船数量正相反呈增加的趋势。而且,尽管唐船贸易在衰退,唐通事制度依然维持着相当的组织并发挥着自己的职能。而这被认为是逆历史现象的发生。本论文以明确文化-天保年间的唐通事的创设状况为例子,聚焦时期内唐通事家系的状况和体制内冗员两种因素,对该时期内唐通事的增加进行探讨。这对阶段内唐通事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的绪论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成、研究综述。第一章为长崎贸易概观和唐通事制度的变迁。使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长崎贸易和唐通事制度。第二章论述文化-天保年间唐通事家系壮大的影响。从文化-天保年间唐通事家系状况来分析唐通事增加的影响。第三章从冗员的角度分析唐通事增加的原因。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丧失劳动能力依然在职的高龄老人、无法胜任唐船贸易管理工作但因受到某种照顾而任职的幼儿、死后依然在任的地役人。第四章则是论述唐通事增加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从唐通事制度的影响和对明治初期的日本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