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京城的街角,聚集着大大小小的饭馆,饭馆老板们大多出身于农民。他们是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略的农民工个体户。不同于农民工,农民工个体户自己为自己打工,自己“做老板”。笔者关注到巷子里聚集的农民工饭馆,远离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他们,在经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什么状况?在新媒体时代,手机的嵌入为他们的城市化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实践带来什么影响?为寻求答案,笔者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深入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关注这一地区饭馆老板们的日常与经营实践,探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城市化社会关系网络实践。社会关系网络是疏解情感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农民工个体户的社会关系网络现状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这一群体的心理状态和城市生活幸福感;另一方面,通过关注农民工个体户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社会资本,促进自我实现和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实践,也是丰富新媒体赋权理论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除此之外,本研究丰富了农民工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细分,将关注点放在农民工个体户群体的城市化发展上;本研究中探讨的新媒体时代农民工个体户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对于促进这一群体的城市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马驹桥镇为期六个月的生活与观察中,笔者逐渐融入这个群体,并在研究结束时收集了 15份访谈资料。基于对所见所闻与访谈资料的分析,本研究发现,进入城市发展的农民工个体户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发生短暂的断裂,同时进城经营需要建立起新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饭馆一族建立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业缘的特点,但同时受原始地缘和血缘圆的影响较大;整体来看,饭馆一族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是以饭馆老板为中心,非同心圆向外扩散的关系网络,而影响关系距离的因素则为地缘、血缘和业缘等多种因素。手机在饭馆一族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一是原始乡土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手机重新连接起来,一次次的连线成为关系维护的有效手段;二是在与房东的博弈上,手机赋予饭馆老板和房东双方更为平等的身份,隐去了线下交谈的不适;三是饭馆老板间的手机互动状况映射淡漠化的邻里关系,碎片化的手机使用、饭馆一族的工作时间、空间等都是造成淡漠化的社交的原因。四是商业关系中,在与供应商的关系中饭馆一族更加遵从趋利性原则,利益和较差的社交体验是他们转向线上供货平台的原因;同时饭馆老板也在积极搭建与食客的关系网络,以此扩展商业空间。数字化的商业网络对饭馆老板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一是规避商业风险。饭馆老板们建立起来的“马桥商业群”帮助他们规避城管检查,同时微信群的群成员也成为他们的隐性社会资源;二是拓展商业空间。马桥饭馆集体办照后建立起来的各村门店群也成为警民共治的平台;三是增强身份认同。饭馆一族的手机使用开拓他们的眼界以及成为他们的展示平台,促进农民工个体户和城市市民的相互理解;同时使用手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增加其心理资本,对于提升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