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于他在“礼坏乐崩”以至“名实淆乱”的社会转型时代中提供了一套针砭时弊的治世之法,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正名”思想中。在继承孔子“正名”思想的基础上,荀子作《正名篇》,在孔子“礼有损益”思想原则的指导下发展创新,以“后王之成名”为着眼点,“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由近及远地将“法后王”与“法先王”统一起来,将古圣先贤之道展开于当前视域,以重建伦理价值与政治秩序,解决当下的问题,完成了历史文化的转型。荀子“正名”思想作为一套关于“名实”关系的诠释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元语言→对象语言→对象域。元语言给出并包容对象语言,而对象语言则指向对象域——伦理价值与政治制度,这就是通过解决“名实淆乱”问题来解决“礼坏乐崩”问题的路径。当然,这不是西方分析哲学关于人工数理逻辑语言的语言层次理论,而是关于汉语的“自然语言层次理论”——“自然语言中的元语言”理论。(语言学中“自然语言’又称“民族语言”,是指的与“人工语言”相对的汉语、英语、德语等。)这是荀子的一项重大贡献,然而迄今尚未被人们意识到。在《正名篇》中,这三个层次被概括为“制名之枢要”、“所缘以同异”与“所为有名”。“制名之枢要”属于元语言,包含“约定俗成”、“径易不拂”和“稽实定数”三条原则,是对对象语言中之名实关系的诠释；“所缘以同异”则属于对象语言,是指“天官意物”、“心有征知”以及与此相关的名类体系,这套名实关系代表着参天治世的伦理话语；“所为有名”属于对象域,是指“备其天养,顺其天政”,以达参天治人的政治建构目标。制定名实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约定俗成”,它意味着在历史进程中,既不违背旧的约定,又能移风易俗,创制新的名约。而循旧作新的方法,则是由“径易不拂”来阐释的,表现出主体在筹划中的时间感：以“易”与“不拂”为代表的两种时间性描述,展现出主体在呼入新的世界结构时所伴随的忧畏与平愉,这也就是“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的体道经验。对象语言中的恭乐之思、危微之几,都是对诚心守仁行义的描述,也都可以用元语言中径易不拂所昭示的时间性来解释。时间性是认知事实和体知价值的源始结构,由时间性中展开历史和空间,构筑起对象语言中的名实关系。“稽实定数”就是对于这种名实关系建构方法的解释。“仁”、“诚”与“义”组成了一类重要的名实关系,也就是“知道”和“可道”的关系。“可道”代表价值类名；“知道”属于对象语言中的征知,此外还有一种征知是知天,得到的都是知识类名。心有征知的这两部分,及其相应的两类名,都是在反思中得到的名实关系的系统,这种反思性的话语都囊括在“况谓之名”的范畴内。由于元语言就是关于反思本身的描述体系,因而况谓之名是最接近元语言的,并可由元语言直接解释。除了况谓之名,《正名篇》还包括两类名,即“毁誉之名”和“命物之名”。其中,毁誉之名直接由前反思的道的体验本身中获得,而在荀子所关注的反思性语言中,对这类价值语言的讨论已经成为了况谓之名的一部分,因而荀子对价值类名本身涉及不多。而另一类命物之名,则建立在与知道或体道并列的统觉认知中,它也随着况谓之名的探讨而一同得到解释。因此,况谓之名成为对象语言的主体,元语言也主要给出了对这类名的诠释。对象语言是一套伦理语言,它以对象域为现实的指向。而对象域则主要以政治哲学的方式展开,建立在对象语言的基础上,由义开出礼义,由君子人格开出忠恕之道。由于义在元语言中的解释,礼义本身即蕴涵着的自由、平等的维度,而这与对象域中“贵本”而“亲用”的礼义原则之间的关系,则成为讨论的重点。荀子倡导“礼之三本”,并将之置于礼义的最高位置上,这将导致“天地君亲师”的地位压制了礼义所本有的自由和平等维度。在元语言中,径易不拂所揭示的是主体性对时间性的优先,表现在礼义上,就是个体性先于历史性和群体性。而在贵本原则中,主体的优先被礼之三本压抑了,这导致了荀子在政治理论建构中的失衡,如正义与同情的失衡,以及礼与刑、王道与霸道的失衡等。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发现并发掘出了荀子“正名”思想中所蕴涵的语言层次理论,以此重建了荀子的名学理论体系。由此提出了区别于塔尔斯基等关于人工语言的语言层次理论的“自然语言层次理论”以及“自然语言中的元语言”的概念。2、以荀子“正名”思想为中心,以自然语言层次理论为视点,透视并重新诠释了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特别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3、在荀子的元语言层次中,发现了一种基于主体性的时间性结构,正是这种源始结构给出了其整套伦理及政治话语的框架,这就意味着首次发现了荀子思想中存在着可以与现象学加以对应和比较的源始视域,即先于存在者和主体性的存在视域。4、在荀子的对象语言层次中,发现并严格区分了价值和知识两类话语系统,分别对应着“知道”与“知天”、或“性”与“伪”两大系统,使礼义与性情的区分泾渭分明,由此解决了历来关于“性恶”与“性朴”之争的纠结。5、在荀子“正名”思想的对象域层次中,通过与罗尔斯、霍布斯等的政治哲学的比较,发现并阐述了礼义本身具有的自由与平等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义论与同情论的统一；且分析了贵本亲用原则与自由平等观念的错位,及其所导致的伦理政治后果,由此将本论文的研究成果指向当今现实的伦理政治问题。荀子谈论伦理政治问题,并非以诗性的方式去言说存在本身,而是以理性的、思辨的方式去反思,试图从中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这是其语言层次源于仁而又辩说仁的原因。然而荀子尽管注重言辨,但同时也尊尚“辩不如默”。从辩与默的关系可见,元语言对于对象语言和对象域的诠释,其实就是对“事情本身”的反思和回归。如果语言层次的建立有差池,那就不能诚心守仁、归于本源,则辨不如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