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的理论框架对返乡农民工的打工生活史进行追溯式考察,以期重新认识打工对农民工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机会。笔者曾在湖南省沅江镇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田野工作,对80多位返乡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他们“打工—返乡”的生活史有了完整的把握和理解。本论文以初次外出打工时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将这些返乡农民工分为结婚后外出务工者和未结婚就外出务工者。本文将上述两个群体的个体生活史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描述其在城乡之间挣扎、徘徊和适应的过程,在生命历程理论提供的轨迹、转变与持续的框架中对这一主体实践过程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农民工打工模式。本论文发现,这两个群体因为各自人力资本条件和家庭角色的不同他们打工的生命轨迹呈现着明显的差异,打工在其生命历程中有不同的意义。结婚后外出务工者为了家庭的现实目标而打工,既往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角色期待锁定了他们打工时的生活期望和社会身份认同,获取可观的经济收入是他们打工时一以贯之的目标,随着身体生物资源的下降、人生任务和家庭阶段性目标的完成,他们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返乡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打工对他们只意味着人生的一段摆渡旅程。对未婚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打工是一种社会期望,是被社会文化规定了的生活模式。他们在打工过程中要经历一段迷茫、焦虑、徘徊与挣扎的心理过程,这时家庭是他们的有力后盾。随着结婚育子等生活事件的发生他们归位于合适的家庭角色,其打工目标也变得现实,家庭是他们再次出发的动力或心安理得返乡的基础。打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人生的成人礼这两个群体以上的生活轨迹是在两种结构与两个过程中转变和延续的,并受制于一定社会时空条件下的机会结构限制。两种结构包括,由家庭生活周期决定的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结构和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两个过程是农民工个体的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过程。这两个结构与过程在乡村社会表现为以家庭劳动力合理安排为核心的吐纳机制。从这两类农民工的打工生活轨迹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他们非常重要,他们的打工行为是“过日子”生活逻辑的具体形式,家本位的价值观是支持他们打工与返乡的价值基础,也是他们打工过程中行为选择的最基本依据。藉此,本文认为返乡农民工“打工—返乡”的主体实践过程体现了一种家本位的打工模式。在生存理性下,农民工是家本位的社会行动主体,而不是城市化的历史主体或无产阶级化的政治主体。这里的“家”可以通过乡缘网络扩展开为具有精神与物质双重意义的农村的家乡,因此,建设好一个农民工可以返回的农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应因对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