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之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GDP的年增长率不断刷新。在2010年底我国终结了日本长达四十多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步伐放缓,前期高速增长中累积问题和弊端的凸显,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和升级,改革难度不断加大。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各国调节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而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为了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文章通过对新常态时期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研究,以期找到适合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工具。文章从货币政策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目前新常态下的货币环境,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渠道特征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实证分析方面选择新常态时期的2010-2016年的月度数据,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上海同业拆借率的隔夜R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代表,对产出GDP和价格水平CPI建立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发现无论是利率R还是广义货币量M2与产出GDP和价格水平CPI均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上来看GDP和CPI对于来自M2的冲击呈现持久的正向变动的关系,而对来自R的冲击呈现持久的负向变动的关系,说明在“新常态”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均为有效的。就两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对比而言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可控性水平上较优而价格型工具则更显著。同时,为了在时间维度上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选择同样的数据对间接调控阶段的2001-2007年建立的VAR模型进行分析,纵向对比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随着时间减弱而价格型随时间增加。文章的最后分析了目前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新常态调控稳定的背景得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共存。所以,在新常态阶段不仅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行还要对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优化并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测量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