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处于前提性、基础性地位,是贯穿社会历史发展始终的重要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自觉把握始于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个人的产生。个人主义膨胀所致共同体弱化、个人与共同体走向分裂、人与人关系紧张成为一种现代性困境,引发人们的不懈思考。在西方个人主义日盛的背景下,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系统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内涵着对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理论局限的批判,以及对前现代共同体本位和现代个人本位的社会现实批判,对“新世界”的建构则旨在使人类跨越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性困境,实现二者和谐共生。深入挖掘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破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性危机、指导新时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马克思经典文本,尝试对马克思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何以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做以阐释,对“个人”与“个体”、“共同体”与“社会”等概念内涵进行理论辨析,梳理不同时期思想家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以此构成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形成的前提性追问。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关系,其实质是人的两种基本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矛盾张力借以外化的形式。实践中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演变决定了“个人”、“共同体”概念内涵的具体理解,也决定了思想家对二者关系的理论把握。古代共同体本位社会流行共同体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黑格尔法哲学中达到巅峰。随着个人本位时代的到来,个人主义瓦解了共同体主义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个人主义在人的解放进程和文明进步中曾起到重要积极作用,却由于日益膨胀而走向自反,使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陷入危机。第二章主要考察了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判断。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是适应人类解放主题的呼唤开始进入马克思思想视野的。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造成了人的二重化存在,“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指明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分裂对立的实质在于,作为人们自身所“固有力量”的“社会力量”(即“共同体”力量)变成外在于人、反控制人的独立力量,人的存在和本质发生分裂。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引向人类解放,需要克服共同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弱点,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做出新的科学界定。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和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人性论的清算构成这种界定的哲学前提。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应该到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理性中去寻找共同体存在的依据;在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劳动批判中,马克思在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一致性意义上对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首次做出正面把握,指出个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初步得出结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个体“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发现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抽象人性论的清算,最终得以在唯物史观地基上对共同体作为人的本质和基本存在方式做出科学论证。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正确定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提供了科学解释原则。马克思以实践基础上的关系思维为根本思维方法、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以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生产方式为依据揭示了共同体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指明共同体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由此,个人与共同体存在论上的真实关系是共在共存和相互确证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人类实践的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又使“共生关系”以不同形式甚至是异化形式呈现出来,马克思将理想共生关系建构提升为人类解放精神实质的高度,在共生关系中实现人的个体性存在与共同体性本质的统一是人类解放的内在要求。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在价值论上要求辩证把握二者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并以“个人与共同体价值并重”来克服个人价值本位和共同体价值本位。第三章阐述了马克思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历史演变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方式和分工的历史发展进入考察的,在连续不断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再生产基础上人们历史地结成特定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前现代社会,个人对共同体的关系总体表现为一种本质性依赖关系: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下,原始共同体是作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存在的,由于“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形成以共同体为本位的天然统一关系;在“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下,阶级剥削出现,马克思以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分化,“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但是由于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仍然要以共同体为中介,因而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同一关系”在人的存在方式意义上仍然保持着。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个人日益排斥对共同体的本质性依赖关系,成为独立主体性个人,却在资本逻辑统治下陷入对“物化”了的“共同体力量”的依赖。马克思指出,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并存危机,同时表现为个人的主体性危机和存在方式危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个人在共同体关系中获得了自我又再度丧失了自我,“物的依赖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人对共同体本质性依赖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共同体”批判的意义上实现了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性批判,指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未来个人与共同体理想共生关系的建构,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联合起来的个人把“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表现为“作为个人的个人”与“自由人联合体”和谐共生的实现。第四章主要在马克思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思想视域下分析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与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经几次社会转型,但在个人与共同体关系上一直保持着共同体本位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存在而不构成个人本位社会,但是个人主义在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层面影响日盛,极端个人主义出现并呈扩大趋势。当代中国发展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着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以及人的独立性多重人格并存的矛盾,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出现导致集体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人际关系疏离伴随着道德滑坡,人们缺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体自觉,共同精神家园的凝聚力不足,当代中国面临着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风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价值的乏力、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个人”发育的不足、集体价值本位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某种忽视、资本逻辑越界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以及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危机诊治共时态进行的特殊时空方位。第五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建构的思想路径和目标追求,以此彰显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当代意义。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建构,首先应该以马克思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思想为指导,这要求必须坚持以“共在思维”和“共生理念”为科学思维方法而反对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思维,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和夯实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而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必须坚持现代性批判和现代性建构的双重逻辑路径以避免个人主义思潮对和谐社会关系造成冲击,必须坚持自由与规范相统一。其次是要以现实国情为依据,以中国智慧为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建构提供中国方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下推动“现代个人”培育,为共生关系的形成确立起必要的人性基础。再次要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传承和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生理念,充分吸收其中的思想智慧和精神滋养。最后要谋求价值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强化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建构的价值引领。从目标追求来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彰显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建构之“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现实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