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的“总基调”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韦伯现代性理论基本内容，揭示出其理论意义和限度。根据这一基本任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首先，“理性化”是韦伯全部理论的总命题。借助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来解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被置于文化理性化框架之中，政治社会学被置于社会理性化框架之中。前者涉及到西方宗教的“祛魅”和现代文化的世俗化，后者涉及到现代权力政治和官僚制度。其次，“理性化”是韦伯切入到现代性问题域的基本范式。新教伦理命题的阐释与充实必须依赖于理性化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韦伯通过“理性化的吊诡”来展开现代性批判，更为具体地论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悖论，在文化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意义丧失，在社会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自由丧失。同马克思的劳动范式一样，韦伯的理性化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继承。再次，审视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意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反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倾向；韦伯的宗教理性化视角构建了关于现代性的文化理论，把马克思异化理论拓展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技术和官僚制弊端，为反思发达工业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最后，揭露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局限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看，韦伯理论的限度在于脱离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一度”(抽象劳动、资本)来考察宗教、文化、技术、官僚制等现代性问题，其理性化理论最终归依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