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文化大革命”(1966-1976)分为两个阶段:一为1966年至1971年,期间由于批判“封资修”,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都被封禁,难以见容于主流阅读市场;二为1971年至1976年,期间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文学翻译方面逐渐有了转机,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得到译介,但仍属于内部发行。本论文所研究的《摘译:外国文艺》,便是“文革”第二阶段中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期刊之一,为“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摘译:外国文艺》中的英汉翻译文本,探究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阐释译者主体在社会历史语境、时代主题影响下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客观受动性,以及在文本操作层面呈现的主观能动性。本文从宏观上的文化历史语境出发,阐述这一时期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文艺政策变迁,探讨操控理论“三要素”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由于“文革”的特殊背景,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因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操控而带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这一点在译作选材、译者的特殊署名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等方面均有体现;从微观的个案文本,本文系统梳理《摘译:外国文艺》中的全部英汉翻译作品及其译者和作品特征,分析总结特殊时期的翻译模式、翻译特点。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摘译:外国文艺》中出版的大部分翻译文本为西方原语社会中大受好评的佳作,包括普利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政治性泛滥、缺乏审美价值的传统观点;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文革”时期翻译选材对以“黑人文学”为代表的体现原语社会衰落及刻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反抗斗争作品的偏好。本文旨在完善《摘译:外国文艺》这一重要翻译期刊的研究现状,以期推动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研究的系统研究,以特殊时期的文学翻译管窥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史为鉴,以期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提供不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