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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坛,李锐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始终以“拒绝合唱”的姿态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立足于个体生命的书写,执着地表达着“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李锐小说中充满了死亡和悲剧气息,死亡场面密度之大,悲剧意味之浓厚,这是他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如此,他更以质疑与反思的眼光审视了产生悲剧的根源所在—人性的恶。他以死亡书写揭示了人性的罪恶倾向和兽性本能,深刻地反思了人性。同时,作为一个具有清醒的理性意识的作家,李锐没有孤立、片面的将人物的死亡仅仅归因于人性恶,而是深入的挖掘了人性恶产生的社会根源,对人性中的恶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多侧面的展现。无论是描写吕梁山故事的《厚土》系列小说,还是叙述革命历史战争的《银城》系列小说及“重述神话”小说《人间》,李锐在展现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冷漠、自私、贪婪等是人性中固有的顽疾,社会在发展,人性的丑恶因子在“文明人”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只要时机成熟,便会爆发出来。本文从政治、传统、后现代三个维度,重点解读李锐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与批判,积极探索作家对人类终极的价值关怀。在政治维度上,主要以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两部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政治非理性以及非理性的压抑与狂欢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在政治的非理性下分析了革命中存在的暴力因素,非理性的压抑与狂欢进一步揭示了革命暴力下隐藏的人性本质;在传统维度上,主要探讨李锐的《厚土》系列和《太平风物》农具系列等小说,从传统文化方面深入研究民众国民劣根性形成的原因,对小说中国民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后现代维度上,主要以李锐的《人间》为研究对象,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人间》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作品中隐含的对人性的批判,其次由《人间》引申开来,分析当下世界中整个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挖掘其背后形成的原因—丑陋的人性,以期引起人们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