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得到腾飞,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不仅给居民生活与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而且极大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为此,政府出台一系列的环境政策来遏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环境政策作为政府治理环境的重要工具,为实现绿色生态与环境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环境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众所周知,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污染源头的突破。对企业而言,在环境政策与创新成本的双重压力下,环境政策的优良性是否真正能促进企业创新行为?那么研究环境政策的优良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给政府环境政策出台提供一定的方案支持。本文主要通过政策量化与回归建模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采用PMC指数模型评价我国2013年—2019年31个省级行政区1376项环境政策优良程度,并发现指出环境政策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探讨了环境政策的重点及政策趋势。其次,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环境政策优良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对地区企业创新水平进行建模,分析了环境政策优良程度的创新效应。再次,本文将环境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环境政策,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优良程度创新效应的异质性结果。最后,本文通过变换地区企业创新指标的方式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评价结果以“良好”居多,大多数环境政策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是部分环境政策在政策效力、政策视角、政策功能、治理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这需要政策的制定部门进一步加强改进;出台环境政策数量与环境政策优良性都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趋势,环境政策出台数量呈现“东多西少”的局面,环境政策的优良性在党的十八大与十九大召开后产生明显的“凸点”;环境政策的优良程度对地区企业创新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的优良性对于地区企业创新水平存在着显著正向影响,而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的优良性对地区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使用PMC指数模型量化了环境政策的优良性。从政策量化评价角度,通过建立环境政策PMC指数模型,侧重于评价环境政策文本的优良性,使环境政策的评价更加客观有效,拓展和丰富了环境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第二,丰富了“波特假说”理论的相关研究。从“波特假说”的理论角度,目前“波特假说”在我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并且鲜有文献研究环境政策的优良性与地区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关系。本研究基于环境政策文本量化形成的环境政策PMC指数,兼顾环境政策异质性,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环境政策的优良性对企业创新影响,丰富和补充了“波特假说”理论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