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客”一词在1700多年前的西晋就已出现。千百年来，其含义从渔夫演变为走水路的行商，又逐渐演化为通过陆路旅检口岸走私货物进出境的走私者。水客走私由来已久，近年来又发酵为倍受内地与香港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而激发了社会各届对于治理水客的关注。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深圳海关为例，分析现当代水客走私的历史、成因、危害及治理政策的缺陷，并提出应对策略。　　论文通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客走私的历史和特征的梳理，指出昔日的水客已发展为水客集团，在政策、市场供求、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壮大，形成了穿越境内外的走私链条。与此同时，海关作为口岸“把关人”的角色决定了其主要精力是对带货通关者进行防堵，对水客集团首脑的打击有限。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海关不必把视角局限在正面防堵和打击上，应当抓住水客集团获利的最终来源——消费者，扶持新的消费模式，从水客集团手中赢回市场。以此对策为主，以打击水客集团为辅，构成解决水客问题的新路径。据此，本文从四个方面设计对策，分别是(1)减少因关税壁垒给水客集团带来的盈利;(2)利用海关的监管优势，支持建立新的贸易平台，挤压水客集团的市场;(3)与地方执法部门理顺关系，在其协助下摧毁水客集团的藏货窝点，抓捕幕后首脑。(4)针对水客集团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借助国家正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使潜在的劳动力不敢、不愿从事水客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