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小说界》是民元时期刊行于上海的一份综合性文学杂志,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刊的发行时间,上自上海文艺界“甲寅中兴”的1914年,下迄新文化运动发生前的1916年,是继晚清第一次文学杂志兴起之后,民元第二次文学杂志盛行时期的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也是考察新文学兴起前民初文学史发展的一份重要的文学史料。《中华小说界》所集中展现出的,是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式微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在“新小说”丧失了具有统领和解决社会问题“整体性”的能力、而新文学作为一种“霸权”的文体尚未确立时期,民初文学界的不同文体类型作为应对复杂时局的努力,彼此共存与互动的复杂图景。第一章重在理清《中华小说界》的出版背景与该刊的整体面貌。《中华小说界》是在民初上海文艺界“甲寅中兴”时期,出版业新秀中华书局创办的“八大杂志”之一种,主要体现中华书局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理想；而书局经营失误导致的“民六危机”恰恰又是该刊停刊的直接原因。第二章深入杂志内部,探讨反映编辑意图、构成《中华小说界》知识系统的“小专栏”,包括笔记与文苑、游记与谈瀛、插画、补白等。“小专栏”所展现的文人雅趣等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小道”,正在逐渐被商品化和对象化,呈现出的是零碎化、片断化的特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已经无法重现；同时科学话语的侵入、艳羡西方文明的同时带有的自卑情绪等,说明现代性的视野开始进入创作者的笔端,与传统文类的书写产生一定的张力。因而从中能够看出“过渡时期”(梁启超语)传统文人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体认及其心理变化。第三章以《中华小说界》中的“小说世界”为研究重点,包括其中刊载的小说理论与小说戏剧作品等。梁启超对于其时小说创作的忧虑,以及吕思勉对于小说艺术性的强调,说明小说已经从“文学之最上乘”降为文学形式之一端。“小说世界”在主题内容上社会与历史并存、家庭与言情共处,同时也有新式侦探与古代义侠、科学宣教与神怪寓言的互动,更有戏曲与戏剧的各自展示,显得异彩纷呈。而在小说中出现的散文化与抒情风格、书信体、日记体与对话体、乃至充满“另类”想象力的寓言体,无论对于作者(译者)还是读者,都是一种背离传统美学原则的新奇体验,模糊而复杂的写作方式反映出他们面对“不新不旧”的中国、“稀奇古怪”的世界时复杂的心理特征。笔者力图通过对《中华小说界》进行整体性文本分析,展现新文学盛行带来的现代文类确立之前,1914—1916年间文学界因文体形式自身的“模糊性”所呈现的各种文体互动竞争的复杂图景,以及由此体现的不同文体选择背后不同写作群体应对复杂时局的不同努力方式,以期开放这一阶段文学史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