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警察职能定位的变化，与政府职能转变有密切联系，其服务理念逐步成为主流。上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企业管理理念，其核心是建立市场需求导向型政府，突出“顾客”与“公众”中心能地位，并对政府服务职能进行了市场化改造。本世纪初，以“公民”为核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加突出了政府的服务职能和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并考虑如何向无消费能力的“服务对象”，即生活无相关保障的公民提供服务，政府的公共管理从传统的主体中心主义、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客体中心主义和服务中心主义。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不断促使政治体制发展改革，加入WTO组织，又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职能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法治规范化管理转变，从提供单一的行政服务功能向综合服务功能转变。21世纪，中国政府坚持的科学发展观，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工作目标，公安机关作为政府部门中人数最多与人民群众接触最紧密的职能机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其不适应的状态已愈发明显，甚至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宣泄点，公安警务工作改革势在必行，服务型警务由此呼之欲出，其转型力度和建设服务型警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整体进程，研究建设服务型警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全面建设服务型警务是公安机关寻求创新和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顺应和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民群众期待的外在要求。从广义的概念来看，服务型警务是指在群众需求导向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逐步扩大公安机关的服务范围和层次，提升为群众服务的理念，不断突出服务职能和改变服务方式，打造推出相关服务举措，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从狭义上来讲，服务性是指具体的服务性措施，公安机关自身的机构调整等。从我国警务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如以警务工作重心分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新中国建国之初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服务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型警务”为主，中间遭受文革破坏，相关职能基本丧失；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突出公安严打管控职能的“管制性”警务为主；90年代至本世纪初以实施“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思想核心的“管制与服务”并存的警务模式为主，警务工作的服务性逐步凸现。而当前，公安工作的中心工作和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步由管制与服务并存向“执法为民”的民意驱动转变，驻守国门一线的公安边防检查机关甚至已超前提出了以“服务为中心”的工作理念。2002年，公安部召开会议对公安机关的工作的性质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预防和服务职能，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部署实施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警务战略，这是对未来一段时期全国公安工作重点方向的调整，这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中国警务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打造服务型警务的过程并非能够一帆风顺，如在提倡公安机关的服务大背景下，服务是否会影响管控，打击违法犯罪职能会不会弱化，服务是“无限”还是“有限”，人民群众会不会对公安机关所承诺的服务产生误解或依赖，如何定位服务型警务在整个公安工作中所处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服务型警务的建设与实践依然需要参考目前已较为成熟的西方行政管理改革，借助其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相关理论，结合我国警务工作特点，推动服务型警务架构的建立。同时，质量管理与敏捷制造等相关企业理论，为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具体操作模式提供了参考。正是这些理论为创建服务型警务提供了行动参考，服务型警务也逐步成为了公安机关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这就需要公安机关逐步拓宽社会服务范围和职能，充分发挥专业职能和提升专业素质，提升警察服务质量的评价标准，建立评价体系，使用科学绩效考核机制正确引领警察的服务导向。本文通过对日照城市的实地调查和研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该城市实施服务型警务的相关背景，并结合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探索建设服务型公安机关基本建设途径，对如何通过构建服务型警务推动警务机制全面变革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