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竞争是各个财政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者地区,为了吸引流动的生产要素,增加税收收入和公共品的供给,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相互竞争的行为。要素的流动性限制了一个国家的征税权力,税收竞争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国民福利没有达到最优。国际税收协调可能会增进经济效率,国际税收协调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税收协定,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差异。从Tiebout假说、标准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研究,国外对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的研究比较深入,文献非常丰富。理论上,它是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国际税收等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是经济学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实践上,欧盟内部各国之间、欧盟与美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财政分权体制下,一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都存在税收竞争和协调。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利用税收工具来吸引国际流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本国福利,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给出政策建议。本文拟在梳理、掌握和借鉴文献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各个经济学科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情和税制变化,对国际税收竞争如何影响经济福利进行逻辑推理和数理分析,并给出政策建议。主要对以下内容展开分析:首先,文章在标准的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框架内,引入经济集聚因素,分析经济集聚下的税收竞争。经济集聚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经济聚集力量越大,对企业的生产率越有正外部性。政府提高税率导致资本外流,其经济后果不仅减少了税基和税收,也会削弱本国的经济集聚力量,政府更加担忧资本的外流,从而加重了税收竞争,恶化了经济福利。有经济集聚的核心国可以凭借经济集聚对所在企业征收一个适当的集聚租金,同时不会触发资本外流到外围国。所以,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集聚的国家能够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其次,文章在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内,以本国居民福利长期最大化为目标,把国际税收竞争转化为税率调整的经济效应问题,分析动态最优所得税率的决定因素。提高当期税收的经济影响有二,一方面,增加税收和公共品的供给,提高居民的当期福利;另一方面,减少资本的形成,不利于后期的经济增长和福利。这是一种替代关系,所以,存在一个动态最优税率使得居民福利在长期里达到最大。分析表明,一般情形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要素所得的税率应该逐渐下降。对要素所得税率的调整,不仅要考虑居民对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偏好变化,更重要的是,应根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定,要素的贡献率越高,其所得税率应该越小。再次,文章假设政府最大化税收收入,两国通过资本所得税率而不是财产税率的博弈,吸引数量固定的国际资本,分析对称性两国和非对称两国情况下,经济规模和政府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达成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分析表明,如果两个对称性国家对未来收入的贴现率趋于1,他们可以达成税收协调并得以维持。非对称国家中的小国违背税收协调的利益大于税率合作时的利益,大国和小国通过双方的税率博弈而达成税收协调不可持续。最后,文章结合我国的特点,引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对称、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的不同经济特征、利维坦政府等因素,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税收竞争。分析表明,如果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的税率改变能够影响世界资本的税后回报,则会减轻资本流动性对大国税率的下降压力。资本的流动性越高,大国与小国的税率差别会越大,小国在国际税收竞争中越具有优势。税收竞争导致税收收入的下降,一般而言,政府的目标是国民福利和自身利益的综合,假设政府是自利的,如果政府浪费性开支的下降超过了税收收入的下降,则税收竞争会提高国民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