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两次“古文运动”之间出现李商隐这样一座骈文创作高峰。何以出现这种现象，李商隐与同时期的骈文创作者有哪些关联，李商隐的人生抉择对其骈文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李商隐的各体骈文在文体发展史上的继承和创新，以及李商隐骈文与诗存在何种关系，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章分别从唐宋转型期“文官化”的进程、中唐时期古文、骈文创作趋势、中唐时期科举考试对骈文创作引领作用几个方面分析李商隐骈文产生的原因。
　　第二章从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的合称“三十六体”入手，通过考索三人生平活动，探讨“三十六体”旨归，阐明李商隐与同时期骈文创作者对骈文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考索影响李商隐骈文创作的两件大事:一是开成二年李商隐中举一事始末，二是大中元年李商隐随郑亚入桂幕始末。前者是李商隐骈文创作步入代作阶段的起点，后者是李商隐骈文创作走向成熟、得以升华的原因。
　　第四章与第五章以文体发展观审视李商隐各体骈文特征，包括表、状、启、牒、序、书、、箴、赋、祭文祝文、碑铭与黄箓斋文十二类文体。在追溯各类文体渊源、勾勒文体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将李商隐骈文与前人骈文作比较，确立李商隐在各体骈文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六章从典故和法式两方面探讨李商隐骈文与诗的关系。对钱锺书先生提出“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命题再认识的基础上，讨论李商隐诗典与文典的关系，并以司马相如典故运用为个案考察李商隐诗文对唐代诗文的超越，最后从李商隐“私人类书”《杂纂》的归类思维入手探讨李商隐用典高超的原因。法式方面从句式、结构和语言三方面分析李商隐骈文与诗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