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是以贿赂为介质实施的犯罪。其包括9个罪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介绍贿赂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贿赂犯罪中贿赂内容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条文采用了财物说,相关司法性解释文件则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之中。财物的内涵是财物本身,外延则指财产性利益,实务中两者的价值认定标准并不一样。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贿赂犯罪现象不断增加,贿赂内容的表现形式也越多样化,国际社会反腐呼声不断高涨,在新型贿赂犯罪现象不断高发这种张力和反腐呼声的抑制力下,财物说已明显不能达到预防和惩罚腐败犯罪的要求。对贿赂内容的规定,国际公约采用了利益说,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在域外国家和地区中,仅法国、西班牙和前南斯拉夫这三个大陆法系国家将贿赂内容规定为财物,部分国家采用财产性利益说,其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则都采用利益说。国际和域外这些规定告诉我们：第一,贿赂犯罪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第二,国际社会对于打击贿赂犯罪,遏制公权力的滥用的要求更加强烈。所以,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内容将是世界潮流或通例。坚持扩张论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必要性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满足了打击现实贿赂犯罪的需要；第二,是党和国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要求；第三,落实国际条约的要求；第四,为了与国内非刑事立法对贿赂内容的规定相配套。可行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理论上具备可行性；第二,现实经验提供了可行性。我国应将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内容扩张至非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一种难以量化成具体价值的利益,现实中主要有六种。至于如何扩张,具体对策如下：第一,对原刑法条文进行修改；第二,进行相关司法解释和补充性规定；第三,取消“计赃定罪”的定罪量刑模式；第四,完善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第五,增设和完善法定刑刑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