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西湖疏浚机构与人群为研究对象,探究西湖疏浚工程的环境影响,进而强调西湖疏浚工程对西湖文化遗产的巨大贡献。杭州西湖自唐代以来,迭经人工浚治,始得一直维持湖体景观,延续至今,而没有像本区其他类似水体经历淤浅、湮废的命运;故其间的浚治事例既历代多有,其过程亦曲折复杂;从中可以体现出不同时期官民互动的不同特征。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正好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关键阶段,其间又历经承平及战乱的政局变动,“中学为体”至“西风东渐”的思想流变,皇权专制而民主共和的体制更替;所以,这一时期围绕西湖浚治主体的变迁过程,堪称典型。本文即选取这一时段,以杭州西湖浚治为例,系统探究清中后期以及民国初年杭州西湖的浚治过程,以及浚治过程中成立的不同机构、人事运作等状况,分析其中的环境影响,进而揭示西湖疏浚工程对于西湖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本文将西湖疏浚工程的机构与人群变迁状况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详细梳理,即雍正时期、道光时期、太平天国之后以及民国初年。(1)雍正时期:该时期的西湖疏浚工程,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官府主导的特征,上下通力合作,上至江浙行省内的官员,下到杭州府内的地方官,都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进行大型工程的案例。(2)道光时期:该期官府建立专门的浚湖机构——“岁浚局”。岁浚局内浚湖事务的管理者是民间绅士,但是受到官府的监督,属于官督民办的治理机构。(3)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的时期:该期社会各方面面临重建,官方诸多机构(包括浚湖机构)由于战乱影响,短期内难以恢复,遂由杭州民间绅士承担大部分社会责任,甚至一部分行政职能,建立了以“同善堂”、“普济堂”、“育婴堂”三堂为主的、同时包含其他机构的“杭州善举联合体”,主导西湖疏浚的“浚湖局”也包含于其中;呈现出一种民间主导的形态。(4)清末至民国初年: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机构重建的完成,至清朝后期,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进行政府组织改革的背景下,将西湖疏浚的权力收回官方,由“工巡局”替代“浚湖局”,此时西湖治理呈现出意图重新恢复官方组织,即由官方负责的模式;但由于其后“辛亥革命”的爆发,此一过程在清末仅现端倪。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期,“工巡局”又改为“西湖工程局”,归浙江省政府管辖,并开始用新式机器船从事西湖的疏浚。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民国初年政治、行政体制的变化,政府机构不断进行重组,主导西湖疏浚的组织也不断变化。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西湖工程局”改为“省会工程局”。但仅经短短三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杭州市政厅建立,“省会工程局”又为“工务局”所替代。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历次疏浚西湖后的环境影响,主要从自然环境角度与人类角度出发分析。自然环境角度分别为:(1)灌溉面积的增加与耕地面积的变化;(2)空间范围扩大与景观丰富;(3)对西湖下游水源的影响;(4)城市建设与商业繁荣。人类角度是环境观念的变化。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历史上的西湖疏浚工程为今天的西湖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今天西湖治理的范本,也是西湖文化遗产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