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本文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统一的思路,结合西方印象主义批评、接受美学及现代性理论等多种西方文学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系统地分析他的文学思想。绪论部分,介绍周作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写作本文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周作人“人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周作人一生关于文学思想的形成、嬗变和原因。第一章,论述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来源。认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照搬的横向移植,而是他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中西多种思想影响进行整合后形成的一个杂揉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和传统文化基因在内的特殊的思想结晶体。它以自然人性为理论基础,以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两个重要理论支柱。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主张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而“个性的文学”的主张则和个人主义有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终其一生,周作人关于文学的种种观念都是以这两种思想为根据而展开的。他的文学思想受到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第二章,从共时的思路对周作人关于文学内部各体裁及理论的思想展开探讨。依次从文学本质和功能、散文、小说和诗歌及语言、批评等七个方面重点分析。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入手探讨。认为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是有着变化的,前中后期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五四”运动初期,周作人十分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提倡“平民文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的启蒙作用。20年代起,他转而宣扬“文学是个性的表现”的主张,为此,他倡言文学无形功利的思想。而这反映了周作人对文学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对文学功能看法的变化是随着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文学本质观带来不同的功能论,由于观察文学的角度不同,一个是站在受众的角度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和社会功能;一个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看重文学的个性表现。周作人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他的洞察力和认识的深刻。总体而言,其三十年代的文学思想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对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品格起着促进作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审美传统,因而也更具有文学知识范畴内的价值和意义。关于散文:他首次提倡美文的写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崭新领域;他主张个性化的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分类和风格、散文的语言建设、好散文要有趣味及散文的情感表达都提出了深刻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见解。关于小说:他提倡写实小说、抒情小说、乡土小说,并要求伟大的作品应该具有形而上的品质。关于诗歌:他反思新诗的缺点,规划了新诗的道路、提倡小诗和象征派诗歌,为新诗的健康发展贡献卓著。本文着重指出周作人提出的“散文要有趣味、小说要有悲剧感、诗歌要象征”的见解可以统一在好作品要具备“形而上的品质”这一概念之下。这一理论对于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本章还探讨了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介绍了他批评的自由宽容原则,作品要写平凡人道的创作和批评标准及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第三章,从外部研究的角度分别对周作人关于文学和科学、历史、道德、宗教的思考和观点进行了阐述。结论部分,由现代性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做了总体评价和阐发。总之,本文认为:周作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新诗理论在新诗发展的初期曾贡献过力量,他在沟通散文与小说、诗歌等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五四”之初,他以《小河》为其新诗的代表作,并因此为新诗摆脱旧诗格律、使新诗散文化做出了尝试,成为“奠定诗坛”、引导来者的开路先锋。他对新诗的贡献还表现在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探索新诗的现代道路,译介日本俳句以开拓新诗的形式与意境,探索新诗的出路所表现出的强烈而自觉的现代意识,鼓励新诗借鉴外国诗歌的作法同时融合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别地对新诗的反思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周作人不仅在实践中探索着小品文的艺术,而且在理论上为中国新散文总结出其艺术生命的源流——即一种得之于传统多而同时受外国散文影响的小品文。他从实践中概括出散文的两种不同艺术风格:“飘逸与深刻”。他以理论和实践探索和引导着“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他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建设上:提倡写实小说,促进小说新观念的诞生;译介西方小说以寻求现代小说发展的新路子,以最新理论诠释和解读现代小说;强调乡土色彩,鼓励深入民间写平凡人和平凡生活的作品。周作人在小说理论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的“抒情的小说”的理论,他肯定淡化小说情节的抒情性作品,认为这既是借鉴外国小说写法又与中国强大的抒情诗文传统相结合的做法,特别具有现代的眼光。他对这一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废名的小说新作的评点,鼓励了抒情体小说在文坛的发展。这之后所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作家如沈从文、艾芜、萧红、师陀、孙犁、汪曾棋等以及他们艺术上的成就,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这与周作人理论上的倡导不无关系。本文尤其认为:就文学思想的成熟而言,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虽然只讨论了散文这一门类,但仍然代表了他最完整最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学思想。它总结了“载道”与“言志”说,主张文学独立、自由抒发个人情感的“言志”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精华的扬弃。这种思想是尊重文学自身规律、注重追求文学自身审美特征,追求文学表现技巧的文学思想。虽然就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是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而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不能与“人的文学”相提并论。“人的文学”是顺应启蒙现代性潮流的,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维度,尤其是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这种思想启蒙的现代性对当时的中国文学来说是具有突破性地,对这一宝贵传统发扬得如何也就相应地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高度和水平。但是显然地,“人的文学”并不具有高深的理论和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它的杂揉西方哲学理论和片面移植某些生物学原理于文学,某些方面都表明其不成熟性和缺乏创造性。实质上,“人的文学”仍是一种载道文学,只不过载的是西方人道主义的“道”而已。所以周作人后来反思到其中的功利性质和要求,而更加强调“文学是个性的表现”了。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说,主张“个性表现的文学”是更有意义的。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学过于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忽视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和审美价值。“个性表现”的文学思想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的,是接受了西方文学文化思想的周作人为使文学独立于政治和道德的有益尝试,具有审美的现代性。因此从文学领域本身来讲,比他早期“人的文学”的主张更有理论的价值。周作人在“五四”初期便以一系列著名文论,以前所未有的超前意识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领域,奠定了新文学批评家的历史地位。他不仅成为新文学蓝图的最出色的设计者,而且对新文学创作实践的评论最为专注;他所提倡的自由宽容的批评观,主张真实的思想和文学,提倡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风格的文学作品,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主张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既借鉴了印象主义批评的精华又融合了个人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他的具体批评或许有某些片面性,然而他的一系列文学思想却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应该也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