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来，基于“内外”之别的审美分析、形式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批评中被热烈期待的方向。与小说等文体相比，诗歌由于表意方式的特殊，以及所处理经验的纯粹，似乎更多体现为“文学性”的尖端。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或一场语言的探险，形式上的“非社会化”，被看成诗歌的天然特征，因而审美分析、形式研究几乎变成专门为诗歌量身定做的研究思路。八九十年代的诗人批评更是如此。事实上，当这种批评模式内化为批评惯性或自明的“常识时，一个可能的后果是，现代诗歌会从其与历史的复杂纠结中被抽离出来，完全被审美化、风格化了。而批评与变化的历史脱节，也无法说明具体的写作现实;同时诗歌与历史之间的紧张被“神秘化”，审美可能性的标准也可能随之变得狭隘，甚至在不自觉中，其本身也被新的意识形态所接纳。因而打通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形成互动的良性循环，在审美分析中引入社会性维度，是当代诗歌批评与研究的当务之急。　　本文以后朦胧诗人张枣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其诗歌批评中实现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的适度结合，从其诗歌实践中，拈取“传统”建构这个切入角度，跟踪张枣写作历程，关注背后身份、语境、文化结构的影响，从而讨论他突出的价值以及自我体制化的原因，最后上升为对当代诗歌活力、困境的思考。按照写作历程中“传统”建构的不同面向划分，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张枣出国前在“文化热”的语境逻辑下，建构“传统”，发展出一种充满“日常神性之磁场”的诗歌风貌，以及背后潜在危险。第二部分考察张枣出国后，语境的变化促使其重构“传统”，解决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并在这种“传统”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以“寻找对话”为主题的诗歌品格。但在建构“传统”的同时，“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与新诗身份合法性危机相互纠缠，致使其所建构的“传统”自我体制化，不知觉中被新的意识形态接纳。第三部分，分析“传统”体制化后的双重隐患:一方面致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僵化为对“传统文化”优越性的证明;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在体制化的“传统”之上的中国诗歌的“汉语性”，并不能有效形成谈论当代问题的角度。结语则在总结张枣诗歌的基础上，生发到中国当代新诗的写作困境与活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