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资源约束和环境损害问题日趋严重。“十二五”期间,中国虽然实现了在经济中高速增长下四项主要污染物指标排放量持续大幅度下降,但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环境质量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已积极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应对不同污染物问题。关于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是否加剧了国内环境污染排放,以及未来中国在保持贸易增长趋势下如何降低或避免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无疑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贸易的环境效应视角下总结产业政策演变规律,以及通过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和环境关系的有效途径。本文在产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在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中引入产业政策的研究内容,试图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作为理论基础,先从行业与地区维度实证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再基于环境效应视角考察日本和中国产业政策演变特征的异同点,最后根据已有产业政策实践,以碳减排为例分析讨论中国未来在贸易增长趋势下的产业政策选择问题,提出中国通过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可行路径。首先,本文从产业政策角度重新审视了贸易的“环境三效应”,讨论产业政策对“环境三效应”的影响作用,并基于完全竞争下纳入环境要素的H-O模型和不完全竞争下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就产业政策对“环境三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揭示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环境三效应”影响一国的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而该国政府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逐渐调整发展目标时,环境效应能够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进而推动产业政策演变。其次,本文通过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分析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排放的直接影响,并将其与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从行业维度实证检验出口贸易的环境门槛效应。然后,从地区维度实证检验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环境效应主要表现为规模效应产生主导的正效应,技术效应产生负效应,结构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但作用并不明显;基于行业与地区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出口贸易导致了污染排放水平提升的结论,与结构分解分析得到的结论也相一致。再次,本文通过归纳梳理日本和中国多阶段的产业政策演变内容及其特征,试图比较分析两国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与环境关系的政策模式或共性,以说明产业政策缓解贸易增长下环境污染排放的途径及其可行性。政策分析表明,日本和中国均经历了从追求贸易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到注重环境保护下贸易增长的产业政策演变过程,产业政策成为两国协调贸易增长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内容。最后,以碳减排为例,本文讨论中国在未来贸易增长趋势下应该如何通过产业政策选择实现碳减排目标,并据此得到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与污染减排关系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在贸易增长趋势下,规模效应促进了污染排放,产业政策可通过影响贸易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缓解或抵消贸易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进而利于实现污染减排目标;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贸易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但这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决定的发展目标。本文的研究从产业政策角度讨论贸易的“环境三效应”,提出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的政策假设,并结合纳入环境要素的H-O模型和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拓宽了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的应用范围。基于中国1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本文将计算的贸易隐含污染结果与回归分析相结合,并进一步通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基于工业行业实证分析可能存在行业差异、数据相对陈旧、忽视进口因素等不足进行补充。本文还根据对外贸易发展阶段,以机构设置、支持产业、发展战略等为线索,从环境效应的视角比较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产业政策演变及其趋势。上述研究结论对延伸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和拓宽产业政策的研究范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中国未来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实现贸易与环境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后续研究中可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一般性、异质性影响、国际合作等方面逐一展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