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在他的《麦布女王》中写到：“商业把自私自利的标记，铸刻在一种发光的矿石上面，授予它奴役一切的权柄，将其命名为货币。”在我们这个时代，“由货币和信用所编织成的世界，与神和信仰的世界一样，完全是虚妄的，而且同时又以强大的力量蹂躏着我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我们的时代犯了一个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相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的现实。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自觉而且是对文明积淀的批判反思，而马克思的货币批判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理论回应。然而，令人十分困惑地是，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指出“马克思在货币领域明显微弱的成就，在这方面他没有成功地达到李嘉图的水平”；与之相反，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提到“以货币分析为中心使得马克思能够实现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激进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发现价值规律是基于社会平均劳动，发现价值的波动和对抗性，以及它的潜在的对抗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马克思货币批判的真实意蕴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货币批判并不是某种政治经济学，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去理解货币，相反他通过赋予这些经济范畴以特定的哲学内涵使这些经济范畴不断上升为存在论范畴从而在货币概念上实现了某种术语的革命。然而，学界对马克思货币问题的研究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或者从经济学角度“就事论事”的研究货币本身，或者从经济哲学的角度使货币与人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两种研究路径在某种意义上都“遮蔽”了马克思对于货币的真实理解。马克思对于货币的理解，既不从经济学角度切入，也不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着手，相反，他从哲学本身出发揭示了现代社会货币对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追问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始终围绕其哲学的理论任务——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展开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里的“揭露”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因为揭露的目的在于改变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现存世界从而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如果说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是传统哲学的理论任务的话，那么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是现代哲学的历史使命。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货币作为联结人类一切活动的纽带而存在，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让渡、不能占有的神圣或宗教的东西。在这里，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是揭露现代社会中的人在作为世俗神的“货币”中的自我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中货币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方式取决于人的生产方式，“个人怎么样生产，个人就怎么样”，这种生产是以谋求更多货币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此，马克思的货币批判，既是对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现实生存状态的批判，又是对构成这一异化的现实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它的终极指向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把人异化给资本的独立性与个性归还给人本身。由于马克思的货币批判并非是对货币本身的批判，而是对人在非神圣形象——“货币”中自我异化的现实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因而它是对人自身的存在方式的批判。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货币批判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一把钥匙，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所在。离开货币批判，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哲学任务——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是抽象的、含混的和漂浮的；离开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哲学任务，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货币批判是零碎的、表面的和无根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货币批判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理论内涵；相反，我们只有通过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哲学任务才能深入挖掘货币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实意蕴。由于马克思的货币批判并非是对漠视“人”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是对政治经济学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和人的“缺场”的犀利批判，因而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在金融资本（G-G’）中，由于物（W）的“缺场”，物与物的关系以人与人的关系形式呈现出来，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被打破了，然而这是对人自身最严重的“扭曲”，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在金融资本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作为资本和利息而存在，这是对“人”最大的“亵渎”。因此，马克思的货币批判在以金融资本为显著特征的全球资本主义时期尤为重要，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更加隐蔽、更加严重，与之相应，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历史任务更为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