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中国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简称SSA)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总贸易额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到2014年的2000亿美元,并预计会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40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SSA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在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遍及各国,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验证中国与SSA贸易的三种决定性因素：进入当地市场、获取自然资源和政治因素(用韩国做代理变量)。如果一国与中国建交的话,贸易额会迅速增加,但如果一国与韩国建交较久,而与中国关系较新的话,那么中非贸易还是显著较少的。这三个因素反映了Brautigam2009年所强调的中国面临的三个战略挑战：需要新的出口市场来销售国内产品；需要大量资源来维持经济高速发展；需要联合发展中国家来平衡发达国家在国际IMF和UN组织中的优势。研究是从四个维度展开的：国家,时间,商品类别(同质还是差异)以及贸易流向(进口还是出口),模型是一个简单的增广引力模型。采用Rauch的SITC分类方法把商品分为同质和异质(附录10)。SSA地区实际上是有不同的经济体,各地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也是不同的。本文从四个区域共选取24个SSA国家,每个区域各选六个国家,这些区域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东非共同体(EAC),西部非洲经济共同体(ECOWAS)和中非经济共同体(ECCAS).(附录2)为了双赢的经济利益,SSA大多数国家与东亚各国建立关系。中国是东亚领土最大的一个国家,蒙古、朝鲜、韩国和日本是中国的邻国。该研究特别关注作为替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韩国的贸易与外交关系。虽然比起作为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韩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已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工业和制造业中心和资本输出国,资本流向与韩国有合作关系而与中国未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又非常需要资本的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很频繁在韩国和中国两者之间进行交替合作。这些国家使用如援助、投资和贸易工具很有可能进一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标。衡量韩国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与韩国有外交关系,设置为虚拟变量为0；如果前三年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虚拟变量等于1(附录9)。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如下的问题：SSA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是否会增加中国-SSA贸易?中国与SSA各国贸易额的不同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面板回归模型表明,贸易的决定因素在贸易品类别(同质品,参考价格品和同质品)和贸易流向(进口还是出口)上是不同的。中国对SSA在差异产品上的出口是受出口加工区(EPZ)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显著影响的。设立EPZ和有中国FDI的国家会从贸易中受益更多。所以EPZ和FDI是中国和SSA贸易的助推器和催化剂。研究还表明政治因素是影响双方贸易的原因之一。如果一国和中国保持长期外交关系,那么从中国的进口额要显著多于韩国。从贸易流向上看的话,还可以看出中国对初级产品(自然资源)的需求是超过政治因素的。与韩国的外交关系不会影响中国从其进口的初级产品数额,只影响中国对其出口的数额。在总贸易额方面,那些之前和韩国保持外交关系但是转向中国的国家要比长期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少39.9%。一旦和韩国的外交关系减弱,那么对中国贸易额就会增长41.9%,进出口分别增长71.2%和38.9%。表明一个国家转向中国就会得到经济“奖励”。从分解的贸易流向来看,政治因素更多的是影响从中国的进口而不是对中国的出口。和韩国维持外交关系的SSA国家对异质品的进口会少30.6%,会比参考价格产品的进口少10.1%,比同质产品的进口少59.1%。此外,GNI1%的增长预计会对进出口带来显著影响。从进口产品类别上看,GNI增长1%会使差异产品、参考价格产品和同质产品的进口分别增长2.34%、2.1%和0.72%。而对这些产品的出口影响分别是1.61%、1.06%和1.98%。正如预期一样,自然资源的多少只会影响参考价格和同质产品的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增1%会使参考价格产品和同质产品的出口分别增长176.4%和411.7%。初级产品的比重增加对各类产品的进口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具体看EPZ和FDI的影响,设立EPZ的国家在差异产品、参考价格产品和同质产品上都要进口的更多,比重分别是69.4%、64.1%和41.1%,其中对差异产品和参考价格产品的进口更显著。而在那些中国重点投资的EPZ国家,对差异产品的进口会增加148.9%(包括69.4%是因为EPZ,79.5%是因为有EPZ但没有FDI),对参考价格产品的进口会增加135.2%(包括64.1%的EPZ和71.1%的有EPZ但没中国FDI),对同质产品的进口影响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在EPZ的FDI是中国产品打入非洲市场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中国的FDI不太像是垂直型的,产品更多的是在当地市场出售而不是销回本国。在EPZ国家,只有参考价格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是增加的(在10%的显著性水平),而在EPZ和FDI的交互影响下,没有任何产品的出口是显著的,这表明中国对非的投资只是为了打入当地市场,而不是利用当地廉价生产成本而返销本国。经济体越大,同中国的贸易越多,但人均收入只在对中国出口方面有显著影响。但这个因果可能反过来也成立,即对中国出口越多,可能就越富有。相对于SSA国家,中国和北非的贸易更多(除了从中国进口的同质品)。相比于北非国家,SSA国家差异化产品进口要少210.3%,参考价格产品进口少111.2%,同质产品的进口多101.2%。这个结果也许可以说明相对于北非,SSA经济体不太成熟。中国和相对发达国家贸易时,在较少的差异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在同相对落后的国家贸易时,会在更多的差异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这一结果就说的通了。中国从SSA进口更少的差异产品和参考价格产品,分别要少62.4%和161.9%,但在同质产品上进口多372.4%。这说明了相对于北非,SSA更像是中国的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地。(附录11和12)考虑到现有文献对非洲的整体性分析,本文研究贸易决定因素的异质性是很重要的。本文在5.2给出的政策建议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参考,借此希望促进双方的贸易合作和投资,进而改善SSA的生活水平并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