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他者”遗存问题,猎奇、转化为自己的财富、陈列矮化以抬高自己或身份区别、摧毁,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处置方式。18世纪以来发展出了一种以尊重、认同为特征的遗产化方式。但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使遗产化面临着文化差异、意识形态、情感等方面的阻隔,特别是“二战”以后,面对殖民者留下的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成为各国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遗产化本质上是一个认同过程,它包括个人、家庭(家族)、群体(族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知识、情感、记忆的内化过程,也包括当代政府等公权组织的“制造”“生产”遗产过程。前者形成一种“私义”上的遗产,后者则往往是(不总是)将“私义”遗产公共资源化,转化为“公义”遗产。两个过程在对客观对象的认同上统一起来,这种认同既有对客体对象科学、艺术、历史的等内在属性的承认、认可、赞同,也有对其情感、经济、区隔等附加价值的钟情和利用。本文主要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如何遗产化问题,即研究其怎样由外国建筑文化、外国人的建筑转变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的遗产。这主要是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并将这个历史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年以前,1949年到1970年代末和1970年代末以后,重点是最后一个阶段,遗产化的实质进行并取得显著进展也是在这个时期。主体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五章)。第一章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本文研究了外国教会组织、官方势力和工商侨民三个外国人主体的建筑活动,这样研究既反映了主体的多样性,也揭示了建筑类型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同时在研究中也注意交代建筑活动的区域范围。这些为下文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明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必须遗产化的命题,这个必然性命题是基于对这些遗存特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然后揭示国人1949年对外来建筑接受、认同的转折。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外来建筑及其文化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但这个接受是有限的,一是因为殖民半殖民环境使人们对外来建筑的许多方面仍有疑惧,二是因为对本民族建筑文化仍有令其复兴的民族情结。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处于反帝革命的话语之下,对外国人建筑遗存基本上不存在尊重意义上的遗产化,大量的是原始功能式粗放利用,在“文革”中还存在着“破四旧”意义上的排斥破坏。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渐渐积累起对这些建筑遗存的情感联系。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政府主导和社会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研究1970年代末以后(主要是)遗存的遗产化问题。第三章研究的政府主导下的遗产化主要是对其进行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保护包括制度性保护、保护措施制定、具体保护行为及保护性再利用,政府的保护是基于对遗存各方面价值的尊重和认可,也含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取向。申遗是将这些遗存作为文化资本进一步“公共化”,也可以看作是更大范围上的遗产化。第四章研究社会思想意识上遗存所得到的认同。一是社会上对遗存的话语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将外来建筑遗存在华出现、存在看作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和产物,这种话语体现在学术阐释模式上,也体现在实践中的遗产阐释上；交流融合话语是对外来建筑遗存的一种认同协调；当然,不同的话语也还是存在的。二是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得到充分认可,社会进而将其作为一种符号资本,争相予以猎取和利用,出现了一种“符号崇拜”。三是在大众意识中,由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人们对其有了不同的情感联结。第五章是对前几章的一个总结和深化,也试图破解外来建筑遗存遗产化的难题。外国人在华建筑遗存在时空上和建造过程中有许多中国因素,这是其遗产化的有利方面。人类共同遗产观念、历史间离效应和建筑现象学是有助于阐释外国人建筑遗存必然遗产化的理论基础。而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既是对数十年来国人认同途径的总结,也是外来建筑遗存最终获得遗产化的路径指向。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在学术理论上解决了创造者离开,属地如何将其遗存遗产化问题,丰富了遗产社会学内容；实践上为国人对大量现存近代外国人建筑遗存的认同提供历史、认识、理论和路径等方面的经验和思想资源,为今后外来建筑遗存的遗产化提供借鉴和学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