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被传入中国时，正是传统社会经历现代化转型且发生系统性危机之际。被动卷入世界性民族竞争的中国要维持独立与主权，要完成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必须重建对族群的归属感和价值认同。进化论经由严复的翻译，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开始被时人所接受。《天演论》对达尔文所归纳的进化论结合斯宾塞、赫胥黎思想以及传统天人观加以改造，通过雅驯的形式大规模普及了一种机械式力本论宇宙观与线性进步史观，描绘了一幅种族竞争的世界图景，是进化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创造神话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进化论在中国的演变既受现实的政治、社会因素制约，又被传统的理学思维方式所支配。它为政治革新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种社会运动；为激进的反传统思潮提供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核心价值观。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与思潮兴起之后，进化论并没有衰退，而是被内化为一种背景意识，一种潜在的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