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执行转破产无疑是应对执行难问题最好的选择之一。而符合执行转破产的企业越来越多,出现的新问题也愈来愈多,现有的制度安排是有漏洞且无法满足企业执行转破产的各种需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的详细规定与实践操作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执行转破产制度中当事人对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不足、执行转破产的衔接部分存在不足、执行转破产信息不对称、审判组织不够完善等方面。本文意在研究《指导意见》中相关规定在实践中的不足与空白,运用中外相关破产制度的比较、实践中破产案件的分析、破产案件审判数据统计等方法,对上述困境提出应对措施。首先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当事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通过加强执行转破产的职权主义,旨在现有申请主义的基础之上,加强法院认为应当移送破产审判的职权;通过确立破产企业高管的申请义务,防止破产企业高管恶意拖延,故意阻止本应符合条件的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完善执行法官的业绩考核机制,通过内部考核机制的完善,调动执行法官移送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破产程序;深化破产文化的宣传,打破债务人陈旧落后的传统认识,从而提高债务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债务人阻碍执行转破产的可能性;其次是完善执行转破产制度自身制度,包括规定执行转破产制度的中执行法官的征询义务以及对相关当事人的通知义务;通过培养专业的破产审判法官完善破产审判组织,以及完善执行转破产后案件审判合议庭的构成;注重执行转破产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建立破产案件简易审理的相关机制,包括程序上通知公告的简易设置等方面;加强破产程序对执行程序的程序内容与成果内容的吸收与利用,从而提高执行转破产的审判效率与质量。最后是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应对衔接过程中的信息对接不畅及破产信息不对称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