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任何区域的实体经济发展都需要资本的支持和参与,资本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动力和源泉,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量的不断增加和扩张上,更体现在配置效率的持续提升和优化上。因此,资本通过不同的渠道和路径进行流动和配置,以期实现自身利用价值的最大化,充分发挥自身的绩效和功能。而当今我们国家也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资源的稀缺性也表现地尤为突出,因而,提升资本的配置效率,淘汰落后产能,无疑会加快转变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整体的经济实力。要想提升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需要统筹和协调各个区域的均衡发展,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国家财政、产业政策的倾斜,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因而合理地分配东部、西部、中部的资本并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已成为近年来经济领域讨论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本文以我国29个省份2006-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将这29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运用Jeffrey Wurgler在2000年提出的弹性系数法计算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省际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并研究区域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我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呈现波动变化的状态,整体上很不稳定;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在国家层面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中,银行金融中介的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负向影响,代表直接融资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总筹资额,体现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作用,有较显著的正相关性,票据市场的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投资的资本流动也有利于提升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地区国有化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有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城镇化水平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从东部区域来看,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外商投资的资本流动,财政渠道的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金融中介的资本流动,票据市场的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负向,国有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从中部区域来看,具体的影响因素较少,国有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西部区域来看,银行金融中介的资本流动、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以及外商投资的资本流动对资本配置效率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财政渠道的资本流动和票据市场的资本流动促进了整体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国有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阻碍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本文针对不同区域,从资本市场,财政政策,外商投资,国有投资比例,教育发展水平,城镇化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统筹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提升国家整体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