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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目的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起源于胎盘部位滋养细胞,是一组与异常妊娠相关的疾病,葡萄胎(hydatidiformmole,HM)是一种最常见的妊娠滋养细胞疾病,它典型的病理组织学特征为不同程度的滋养细胞增生和绒毛水肿[1-4]。根据病理形态,遗传学和临床特征的不同,HM又分为完全性葡萄胎(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CHM)和部分性葡萄胎(partialhydatidiformmole,PHM)。水肿性流产(hydropic abortion,HA)是一种组织形态学表现类似于HM的非葡萄胎妊娠。CHM进展为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neoplasia,GTN)的风险约为15%～20%,PHM进展为GTN的风险约为0.5%～5%间,而HA后继发GTN的情况极为罕见,风险约为0.0002%[5]。此外,约有1%～6%具有HM病史者,再次妊娠仍为HM。由于CHM、PHM和HA的临床管理及预后不同,在临床实践当中准确地鉴别三者非常重要。随着早中孕期超声的应用及HCG值的监测,孕龄较早期的葡萄胎妊娠和水肿性流产能够得以清宫处理。但是对于早期的组织样本,由于形态学上的重叠,单纯的病理组织形态学检查并不能完全区分CHM、PHM、HA[6-8]。细胞遗传学发现DNA倍体分析,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STR)基因分型等方法对于诊断CHM与PHM、HM与HA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些方法在临床使用受限。因此,临床上需要一种快速、简便、低价的辅助检测技术对早期妊娠滋养细胞疾病进行鉴别。本研究旨在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来明确Bcl-2、P63、Ki-67在CHM、PHM和HA中的表达情况,以评价它们在孕早期鉴别CHM、PHM和HA中的应用价值。研究方法选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理科2012.01-2018.06期间的早孕期CHM、PHM与HA样本共139例。由两位病理科医生分别对这139例样本的HE切片进行重新阅片,得出具有一致的病理形态学诊断结果的样本125例。再对以上所有病例样本进行P57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最终结合P57染色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筛选出P57阴性的CHM 55例,P57阳性的PHM 29例,P57阳性的HA40例,剔除1例P57阴性的HA。对筛选出的样本行Bcl-2、P63、Ki-67免疫组化分析。研究结果CHM的Ki-67表达高于PHM,差异显著(P<0.017),PHM组的Ki-67表达高于HA组,差异显著(P<0.017)。在PHM与HA组,Ki-67阳性百分比≤48.5%用于诊断HA,敏感度82.5%,特异性72.4%,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80.5%,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75.0%;在CHM与PHM组,Ki-67阳性百分比≤68.5%用于诊断CHM,敏感度87.3%,特异性 55.2%,PPV 78.7%,NPV 69.6%。P63在CHM、PHM、HA中的表达逐渐增加,HA组表达显著高于CHM与PHM组(P<0.017),而CHM组与PHM组之间的表达差异无显著性(P>0.017)。在PHM与HA组,P63阳性百分比≤83.5%用于诊断HA,敏感度95.0%,特异性 79.3%,PPV 86.4%,NPV 92.0%;联合 P63 与 Ki-67 用于诊断 HA,敏感度95.0%,特异性 79.3%,PPV 86.4%,NPV 92.0%。在 PHM 与 HA 组,P63 联合Ki-67 与单独 P63 诊断 HA 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934和0.8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l-2在CHM、PHM、HA中的表达逐渐增加,HA组的表达显著高于PHM(P<0.017),而CHM与PHM之间表达的差异不明显(P>0.017)。在PHM与HA 组,Bcl-2 免疫反应评分(immunoreactivity score,IRS)≥8.5 用于诊断 HA,具有较高的特异性(82.8%),但敏感度较低(45.0%),PPV 78.3%,NPV 52.2%。研究结论Ki-67用于鉴别CHM与PHM具有较低的准确性;Ki-67用于鉴别PHM与HA具有一定的准确性;P63在PHM与HA的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联合应用Ki-67可以提高对二者辅助诊断的准确性;不推荐使用Bcl-2来鉴别PHM 与 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