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与传统正规就业相对应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在我国城市就业领域出现并不断扩大,并因其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所凸显的作用与问题而日益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非正规就业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非正规就业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国。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非正规就业也日益全球化,而中国的非正规就业是全球非正规就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全球的高度来考察非正规就业对于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更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从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入手,分别从就业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性质与就业和工作的方式三个角度,将原先笼统的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厘清为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经济中的就业与非典型就业三个子概念,更进一步得出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体系。在厘清非正规就业概念的同时,本文也在开篇概括了世界范围内各类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概况,指出其从传统低技能非正规就业到新兴高技能非正规就业不断壮大以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本文选取了拉美、美国和东亚三个非正规就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和地区,针对其不同的特点作了一模式比较分析。经过分析,笔者得出：拉美模式是受挤压的,边缘性,被动性的传统非正规就业模式；美国模式是市场驱动型的,主动的非典型就业模式；东亚则足企业主导的双重性过渡型模式。 何以非正规就业在各个地区表现出如此的不同而又相互联系?在文中,笔者找到了两大变量--国家力量与全球化力量。它们可以说是影响世界非正规就业发展趋势和造成各地区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而两股力量的交织共同推动了世界非正规就业体系的形成。 首先,国家力量在各自国家非正规就业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对就业市场的干预较少,但其通过就业法规、就业服务和就业监管为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表现为对就业市场的强大控制力。而埘就业市场干预力度较大的两个地区--拉美与东亚,其各自政府作用于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却完全不同。拉美政府主要由于其设定了从事正规经济的过高门槛,以及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率增加了从事正规经济的成本,从而将部分企业和劳动者挤出正规经济领域,转而从事非正规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其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其对就业市场的控制力较弱。而在东亚,非正规就业可以理解为是在国家的主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表现为对就业市场既高干预,又强控制。因此,根据三地政府对非正规就业的干预程度与控制力两个指标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种类型：规范型(美国)、挤压型(拉美)与主导型(东亚)。另外,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产业转移,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业务分包的形式也迫使其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催生了众多低层次的传统非正规就业。而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不少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全力发展出口及高技术产业,这也加剧了其内部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而东亚政府和企业则在面对竞争压力时主动采取就业灵活化的策略。而发达国家在这场由他们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针对市场频繁变动,需求个性化等变化发展出各种非典型就业的形式。其中一些高技能的人员甚至处于整个就业市场的最高端。 至此,世界非正规就业被一条类似于全球产业链的全球非正规就业链串了起来。正是在这种国家力量与全球化力量的碰撞与交融中,以这三大模式为典型的世界非正规就业体系基本形成。上述两大动力机制对于中国的非正规就业发展业极富借鉴意义。中国政府必须吸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非正规就业上的经验和教训,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方能促使非正规就业在中国蓬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