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就业的市场化与普通劳动者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虚不没招聘随之出现且愈演愈烈，时至今日早已泛滥成灾。由于虚假招聘不仅侵害了众多求职者的合法权益，甚至还戕害了整个社会与心理生态，故其自90年代后期以来便逐渐受到政界和新闻界的较多关注。遗憾的是，对这样一类极具现实性的社会问题，主流学界至今给予了不应有的忽视。为此，我希望能为改变这一状况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虚假招聘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植根于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脱离后者来加以简单的“就事论事”般的理解。鉴于大学生是虚假招聘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本文以大学生求职受骗为主线，通过刻画与分析骗子受骗大学生、媒体及政府这四大利益主体在大学生求职受骗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各自所处的独特位置以及所展现的独特经验，揭示出潜藏在虑假招聘背后的社会文化危机。简而言之，本文主要讲述的是虚假招聘是如何反映并反作用于当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本身的。弄清一类社会现象的基本状况，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研究发现，虚假招聘极其复杂，结合行骗动机与具体行骗手法，可把其划分为四大类型：钱财陷阱、色相陷阱和特殊陷阱。其中，钱财陷阱最为普遍，它包括传销、“公关”、“星梦”、校园代理、手工制作、“任务”、“出事”、网络兼职、常规及另类陷阱等。劳力陷阱则位居其次，包括招聘考试、试用、欠薪及粉饰岗位等对上述四大利益主体在虚假招聘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是本文的重点所在。首先来看骗子,其看似是虚假招聘的始作俑者,但研究表明,在其施骗行为背后潜藏着结构、制度与文化之多重诱因。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体为何会走上虚假招聘之路,我们绝不能从其本身的道德水平出发来寻求答案,而必须基于现今中国社会在结构、制度与文化层面之痼疾来探寻问题的根源。结合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与萨瑟兰的差异接触理论,我们认为,因合法机会受阻导致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虚假招聘角色的传递和“习染”,合力促成了虚假招聘的盛行。当然,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从事虚假招聘还必定是“合算”的,这种“违法合算”体现在：一方面,从事虚假招聘的预期或实际效用超过将时间等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另一方面,从事虚假招聘所得到的利益远大于为此所支付的成本,后者包括直接成本、道德成本和法律风险成本。为“最大化收益”,骗子会设法降低上述成本。再来看受骗大学生,他们是虚假招聘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道义上的被同情者。不过研究发现,在其受骗现象背后潜藏着社会与心理的双重危机。这些主要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受骗后多选择了沉默,而即便是那些采取了维权行动的受骗大学生,其维权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大学生令人堪忧的维权现状背后,凸显出工具理性的色彩。亦即，受骗大学生在进行维权选择时尽管无法完全藉由工具理性之计算原则去做严谨分析，但他们放弃维权的行为也是通过对维权成本与收益的大致盘算后所做出的较为“明智”的选择。至于为何受骗，虽然大学生的自我归因是“求职心切”且“欠缺社会经验”，但实际上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与心理因素。当然，更为重要的还应是前者。譬如，崇拜“潜规则”的不良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招聘骗局提供了生存土壤，诱使部分大学生上当受骗。再如，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同样因受到社会结构性紧张的驱使，企图通过应聘某种越轨角色来改变自身经济境遇，结果成为骗子之越轨行为的受害者。从这一角度来看，虚假招聘中的行骗与受骗似皆源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最后来看媒体和政府。诸多事实无不表明，媒体在虚假招聘的泛滥中扮演着“利益同谋”的角色。这体现在，一方面，诸多传媒为追逐自身经济利益，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骗子传播虚假招聘广告的“帮凶”；另一方面，面对业内公然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可耻行径，众多媒体却拒绝曝光或提供曝光平台，即使是那些“乐于”揭露相关骗局的媒体在揭同行之短时往往也缺乏指名道姓的勇气和决心。换而言之,对媒体而言,经济利益和行业利益高于一切,它们为此不惜“媒”“媒”相护。而本该在虚假招聘治理中大有作为的政府,却扮演了“不够作为者”的角色：一方面,在日常监管实践中,相关职能部门面对求职者的投诉或举报,常常表现出冷漠、相互推诿、形式主义和政绩“理性”等官僚制作风；另一方面,在此类行政不作为或不够作为的背后潜藏着诸多制度缺陷,即有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相关制度的漏洞。事实上,媒体和行政机关的上述行为也是在失范情境下产生的越轨反应,且同样突现出某种“理性算计概而观之,在上述四大主体留给我们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莫过于理性行动者之形象。不论是为牟取非法利益而大肆施展招聘欺诈之各色骗子,还是为了商业利益、行业利益而放纵自身或他者广告违法行为之媒体；也不论是因维权成本高于收益而放弃维权甚或沦为骗子帮凶之受骗大学生,还是沉溺于形式合理性与政绩理性的行政机关,都集中展现出一种“自利性”。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主体多在为自我的特殊利益而奋斗,唯独没有谋求公共利益。也正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所“秉持”的这种工具理性从根本上推动了虚假招聘的滋生、繁衍与“兴盛”而这恰恰突现了现今广为学者所诟病之“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加剧着公共性原本就光天不足的中国之公共性危机。故为从根本上扭转虑假招聘泛滥的局面，我们就需从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入手。应通过革新现行制度安排，重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与道德文化，提升求职者自身索养等，以将虚假招聘所涉各方主体的“理性”行为从机会主义歧途重新引入有益于公众利益和社会福祉的正途。在本文中，一方面，我尽力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和呈现现今有关中国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之痼疾。对于这类痼疾，我们的视野里已经有太多宏大叙事与情绪感慨，欠缺的反而是“事实木身”。正如孙立平所言，“事件性过程’可以动态地展示出社会生活运作的复杂逻辑，而这正是“静态的”结构或制度分析所欠缺的。为此，我先将虚假招聘视为一类事件，在众多大学生身上恰好发生了数件因虚假招聘所致之“求职受骗”的事件性过程,这类过程由许多更小的过程所构成。然后，通过对这类事件性过程之不同侧面的描述与分析，揭示出事件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诚如刘瑜所言，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有助于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和细节的“平原”，本文目的之一正是试图通过呈现具有一定开放性和独立性的相关故事，以更多地保留实践的面貌和分析的潜力。另一方面,我也力图结合“结构-制度”的分析视野,以结构、制度和文化之相关变量,来凸显或整合特定虚假招聘故事中的意义及更广的重要性,并藉此探讨解决虚假招聘的系统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