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公民权法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法案之下更是折射出了城邦内外环境的变化。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与斯巴达、波斯权力的争夺,在内则面对提洛同盟的叛乱。为了巩固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地位,雅典内部作了较大的变动。出台公民权法限制公民人数是城邦内部力量的大调整,公民权涉及到未来城邦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雅典公民的诉求。从更加深层面它更牵涉到雅典人的身份认同重建。本文第一章首先对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面临的外交环境进行分析,考察雅典在这一个历史时期与波斯、斯巴达的外交关系变化,以及雅典在提洛同盟内角色的转变。这个时期是雅典由城邦向帝国过渡的重要阶段,外部局势的变动构成了伯里克利公民权法出台的远景。本文第二章主要从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探究法案出台的背景,公民权法中对雅典公民权授予提出新的要求,与当时雅典城邦社会的一系列内部的变化紧密相关,都推动着雅典人希望重新定义公民身份,划清与其他群体界限。在伯里克利的带领下雅典民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民众权力不断扩大,公民之间逐渐实现了政治平等,公民的权利和利益都得到了保障,这改变着雅典人对公民身份的看法。城邦公民群体对公民权的独占,是维护作为雅典人的身份和地位的保障。从城邦内部深层次分析公民权法出台的背景。本文第三章侧重于分析雅典城邦中私生子、外邦人是公民权潜在获得者。在城邦不同历史时期私生子、外邦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公民权。在公元前451年代,雅典人对授予私生子与外邦人公民权表达出一种强硬的反对态度,以法律的形式排斥他们进入到城邦政治当中,由此雅典人以血缘强化了城邦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凝聚雅典内部的力量。公民权法是强调当时雅典人对自身的一种身份认同,一种新的民族意识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