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表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毒品与艾滋病高流行区,遏制艾滋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刻不容缓。随着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依法治病”成为我国消减毒品与艾滋病危害的首要途径,然而民族地区内部的复杂性却对成功立法、执法构成了巨大挑战,严重阻碍了禁毒防艾法律在这一地区的有效实施,并引发法律的“语言混乱”,导致法律在该地区禁毒防艾工作中的干预失败或事倍功半。如何在转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整合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控制资源,在立法过程中为禁毒防艾对象赋权,从而构建起禁毒防艾多元防控体系,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禁毒防艾法律成功治理的关键。基于对西南边疆一个回族村落的法律社会学调查,笔者深入分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毒品在这一地区肆虐,以及随之而来的艾滋病危机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通过对现行禁毒防艾法律政策的全面评估,指出现行禁毒防艾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正式社会控制方式在这一地区禁毒防艾工作中成效有限。至此,笔者基于政治权力分散与疾病传播正相关的人口学理论,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社会控制供给与社会秩序需求失衡以及不同规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与艾滋病泛滥的危机。笔者进一步透过平镇田村的典型案例,从整合社会控制资源参与塑造社区秩序的视角入手,提出在宗教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寻找可供禁毒防艾工作利用的宗教资源,将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整合进禁毒防艾多元防控体系中,探讨宗教作为禁毒防艾力量,克服不同规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内化国家法律治理目标,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基层社区充分调动地方性社会资源,配合正式社会控制方式,参与禁毒防艾多元防控体系构建,为民族地区抗击毒品与艾滋病人民战役献策,实现这一地区社会治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