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晚明党社与党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一直以来存在着学术与政治、地方社会与中枢朝局的分野。而书院讲学和在朝政争正是党社和党争问题分别于在野、在朝两个维度上的表现方式。党社和党争问题与这两个维度的多个方面都有牵涉，所以在研究时仍然要兼顾朝野政学，不可偏废。而这种朝野政学并行合一的组织形式，在阳明学兴起之时便已初见端倪。自正德朝以后，明代的中枢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原有的动态政治平衡趋于崩溃，大礼议中的君臣对抗和随后的朝臣分裂奠定了自嘉靖朝开始急剧恶化的中枢政治环境。而与此同时，暂时抛弃了得君行道路线的王守仁则在民间积极讲学并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和整合了一支颇具能力和能量的政治势力。王守仁及其门徒通过科举入仕参与政治和不断建立事功逐渐奠定了阳明学派的地位并且最终对嘉靖朝朝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王守仁最终也在万历十二年从祀孔庙。这个阳明学派所创建的由学入政再由政惠学的模式无疑已经显现出了极大的威力，而后续的东林复社等组织事实上也仿效了这一模式。但是阳明学与后续的党社仍然有包括目的、纲领等方面的不同。阳明学崛起中在朝建立的事功更非后续党社可比。受自身和时局所限，后续党社始终没能获得阳明学派一般的成功。然而由于阳明学自身的理论缺陷和明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这种政治组织模式之下潜藏着对朝政的重大危害。因此在高拱张居正当政期间，先后对讲学进行摧抑。在高拱和张居正相继去后，讲学入政的模式重新大行其道。讲学和师道复兴带来的学术多元化发展通过官员儒学学者的第二身份折射到政局上，严重恶化了政治空气，削弱了明朝政府的组织性。中枢朝堂的政治需要和地方社会的政治诉求共同指向了党社和党争，明王朝衰亡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