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获得了中国观众普遍认同的蒙古族舞蹈经典与代表作,《盅碗舞》建立起“头顶碗,手拿盅”这一独具民族特性的典型舞蹈形象,而且在民族舞蹈艺术语言方面实现了一系列创新,从而以中国蒙古族崭新的艺术形象展现了新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崭新精神风貌。这部作品不仅曾代表中华民族在彼时的国家舞蹈文化形象于1962年第八届“世青节”上获得金质奖章,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在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推出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伟大的节日”篇章中的蒙古族舞蹈,使该舞段以《盅碗舞》为基础编演了“酒盅舞”,在民族大团结的场景中代表中国蒙古族舞蹈的文化形象深入全国人民的心中。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盅碗舞》已经超越了一个作品的形象,而被作为中国蒙古族舞蹈的典型形式予以认同,成为了蒙古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之一,被广泛地运用在舞蹈艺术创作、表演、以及群众性的舞蹈活动当中。而与一般源自本民族世代传衍的民间传统舞蹈形式相反,这一在彼一时期被世界认同的新中国国家文化形象与被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蒙古族民族文化形象,是当代中外舞蹈的文化交流及中国舞蹈家立足传统创新的成果。由此,本文研究的焦点在于《盅碗舞》——既作为一个舞蹈作品的创作过程,又作为一种民族舞蹈形式的滥觞过程。也即通过对这一当代中国蒙古民族的典型舞蹈文化形象创生的源头与过程的追溯——自1959年创作伊始至1962年在第八届“世青节”,这一舞蹈形象和舞蹈形式确立并广为人知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廓清蒙古族《盅碗舞》及其“头顶碗,手拿盅”这一典型舞蹈形象生成背后的文化编码过程以及成因,揭示:作为蒙古族舞蹈代表作的《盅碗舞》,能够建构起“头顶碗,手拿盅”这一典型的、受到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崭新舞蹈形象,是在内蒙古与外蒙古、牧区与都市、民俗舞蹈文化与当代舞台舞蹈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文化交流、碰撞与合作中,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规约的双重影响下完成的。因而,通过蒙古族《盅碗舞》的滥觞研究,揭示民族舞蹈代表作的创作对于国家和民族文化形象建设的意义及规律具有重要价值,亦希冀对于中国当代舞坛如何通过创作不同民族舞蹈的代表作,建立起当代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崭新文化形象提供经验和启发。本文共分四个章节对《盅碗舞》的滥觞过程进行探究,以期在还原并追溯《盅碗舞》建构过程及深入的作品分析基础上,对其所做贡献及文化启示进行揭示。具体地说:第一章题为“民族化追求:《盅碗舞》在跨境民族舞蹈资源中的整合”,通过详细描述《盅碗舞》对《盅碗群舞》《楚得热阿》《杜尔伯特顶碗舞》这三部舞台演艺作品的借鉴过程,说明该作品继承了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酒盅舞”传统、土尔扈特部族肩部技艺传统以及蒙古国杜尔伯特部族的传统“伯依勒格”等民族舞蹈资源这一历史事实,呈现出《盅碗舞》蕴含的蒙古族优秀舞蹈文化传统。第二章题为“民族性制约:《盅碗舞》对舞蹈文化的抉择”,则通过该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对“顶碗还是顶灯?”与“抬不抬洋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过程,说明蒙古族的民族信仰与民族审美对《盅碗舞》选择自身舞蹈形象与舞蹈语汇具有的约束力量。第三章题为“现代化自觉:《盅碗舞》对民族舞蹈形象的创新”,则在指出该作品借鉴并继承了来自内、外蒙古两个地区的优秀舞蹈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盅碗舞》对蒙古族传统舞蹈中胸部、脚部、步伐等方面的动作质感和审美形态的转换或改变,说明该作品对民族舞蹈形象做出了自觉创新,呈现出彼时的新中国与蒙古族人民蓬勃向上的崭新姿态。第四章题为“代表作创建:《盅碗舞》的贡献与文化建设意义”,则通过进一步论述该作品如何继承本民族优秀舞蹈文化传统,又追随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实现了创新,尤其通过《盅碗舞》参演第八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简称“世青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两个历史事件,说明该作品作为舞蹈代表作,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于展示新中国全新的国家文化形象与中国蒙古族的舞蹈文化形象做出的贡献;进而通过探究《盅碗舞》为当下中国舞坛提供的借鉴意义与文化启示,为当代中国舞蹈能够树立良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走向世界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