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其中,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提出为这一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以McCallum规则为基础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以Taylor规则为基础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各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内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随着近几年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出现,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通货膨胀调控的有效性越来越成为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我国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CPI与PPI持续在低水平盘桓,经济面临着爆发通货紧缩的危险。而我国中央银行在采用降息降准、调节利率水平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结合SLF、MLF以及调节外汇储备规模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提升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水平。目前,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基本上是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PI无法有效的度量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主要是由于CPI易受到某些暂时性冲击的影响进而出现短暂的波动。若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一方面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将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将严重削弱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有效性。那么,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是否产生结构上的变化?究竟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窘境?如何有效地度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有鉴于此,本文重新研究了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部分的重要结论:本文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针对本文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本章首先给出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紧接着针对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梳理,并针对系统地整理了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以及创新之处。本文在第二章中主要针对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线性特征与非线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线性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而言,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均能够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McCallum规则而言,货币供给对于产出的调控缺乏有效性,而对于Taylor规则而言,名义利率对于产出的调控则是有效的。对于非线性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而言,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均有显著的区制转移特征。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在经济出现剧烈波动时的宏观调控效果要显著地优于在经济平稳运行时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且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在低波动区制内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尽管我国中央银行逐渐由mccallum规则向taylor规则转变是大势所趋,但是一方面mccallum规则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仍具备一定的宏观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仍不具备完全采用taylor规则进行市场调控的有利条件,因此现阶段我国仍然采用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准则。本文的第三章延续了上一章的研究思路,选取混频数据来探究货币供给与名义利率对于通货膨胀调控的有效性,并将混频数据模型与传统模型两者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对比。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货币供给在调控时存在一定的时滞,并且在政策末期货币供给对于通货膨胀具有微弱的消极影响。而名义利率能够针对通货膨胀的波动迅速做出反应,及时缓解通货膨胀的出现的问题,并且其政策的长期有效性相较于货币供给也是较为显著的。就这一点而言,名义利率对于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更易于准确把握,其政策调控效果也更为显著。另一方面,混频数据模型相较于传统模型在估计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保留原始数据中蕴含的信息,提升最终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我国中央银行实现针对通货膨胀的精准调控提供有效的事实依据。本文在第四章中探究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外汇储备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中的一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外汇储备总量的持续减少,外汇储备对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外界的重视。因此基于以上视角,本章采用门限模型与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深入研究了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关联机制及其时变特征。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关联机制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当经济增速较快时,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显著的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速较慢时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而当我国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外汇储备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要显著高于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外汇储备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此外,通过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本章发现总体上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与卢卡斯总供给模型描述的相一致的关联机制。但是当经济遭受外部的金融冲击时,这种关联机制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这种变化尤为显著。在这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正向关联逐渐减弱,呈现出一种负向相关关联的态势。因此,我国现阶段结构性减储行为符合进行资本调整、刺激需求、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宏观政策操作预期,对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的持续低水平盘桓的影响有限。但是外汇储备的减少从客观上决定着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国际资本陆续退出中国的总体趋势在短期内仍不会改变。因此,即便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也需要谨慎使用。本文的第五章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采用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采用动态因子模型运用CPI篮子中8大类的指标构建出了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并针对构建出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其稳定性较强,能够有效地剔除CPI中的波动成分,而且核心通货膨胀无论是上涨幅度还是上涨速度均小于CPI,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而且,本章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在一些时期内先CPI动而动,体现了较强的可预见性。当前我国面临着爆发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而产生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现象并不是突发的外部冲击所引起的,而是我国经济结构改革所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此外,由于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宏观政策,加之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严峻等,因此我国将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依然保持着通货膨胀水平较低这种现象。本文的第六章在第五章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深入探究了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核心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反应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名义利率以及外汇储备在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方面均表现出了显著的时变效应特征。但是,货币供给、利率以及外汇储备在调控效应方面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代表,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类似,其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有着脉冲响应较快,反应力度较为显著的特点。但是,由于其反应速度快,调控力度大,很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于预期相悖的效果。尤其是货币供给,虽然在政策实施初期能够显著地提升核心通货膨胀水平,但是当政策实施一定时间之后,其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反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名义利率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不同经济阶段下利率冲击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具有相似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我国处于怎样的经济时期与经济阶段,利率渠道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并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利率渠道作为货币政策施行的中介工具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此本章认为尽管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要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更加契合中央银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宏观政策目标,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更适合我国中央银行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