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一场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一页。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正从中央到地方逐步深入，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人们在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不免有深深的忧虑：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否会象历次机构改革一样，再一次跌入“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 在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无限政府”，承担着无限多的经济社会职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几乎包揽了全部的经济社会事物，这是机构膨胀初始条件和最直接原因。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特别强调：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中国正在经历的改革是整体性的改革，现代企业、现代政府、现代社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本质上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动力之一源自社会，源自正在形成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因素的社会力量，是一种“外源性”改革。这就决定了加强机构改革动力的重要一环，就是增强改革的社会动力，应培植各种非政府的社会性组织，特别是社会中介组织，促进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充分发育，使社会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强有力的外在制约力量。实际上，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改革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培育中介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和壮大社会自我管理与自我组织的能力，让社会中介组织更好的吸纳和承接从政府分离出来的部分职能，与政府一道共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管理。因此，中介组织的培育和规范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焦点。本文在第一部分介绍了中介组织的基本理论，比较了中外学者对中介组织的定义，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根源，中介组织与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了中介组织在政府机构改革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二部分在把握中介组织发展历史和发展的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中介组织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第三部分提出了我国中介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对策。关键词:政府改革中介组织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