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热”掀起了自中世纪《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以来欧洲对中国再认识的高潮,也是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由美化到丑化、上升到下降的转折期。明末清初,地理大发现将欧洲传教士带到中国,传教士为发展传教事业长期大量搜集调查中国各方面情况,并将这些珍贵资料带回了欧洲,带回了欧洲的文化中心——法国。从十八世纪初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启蒙思想家们为反对神本主义,将一个世纪前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文献进行借鉴和再利用,以此来对抗天主教会统治下的专制主义政权。然而法国学界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一个是伏尔泰热烈赞颂的政治道德趋于完美的理想王国,另一个是孟德斯鸠笔下可憎的奴役的专制暴政国家。为什么同样是借鉴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文献却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本文以此问题为出点发,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中国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十八世纪中西关系、法国历史和社会背景、启蒙思想家个人经历及政治主张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西方借鉴和利用中国形象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常见现象,得出有意误读他国是为了推动本国内部变革的结论。伏尔泰有意误读中国,用非基督教、世俗统治下的人本主义中国来动摇欧洲神本主义统治根基;而孟德斯鸠则是带着学者的研究精神对“中国神话”提出质疑,并基于文献资料本身对中国进行理性判断。其实,真实的中国形象,既非伏尔泰式的美好理想国,也没有孟德斯鸠笔下的那么负面落后,法国启蒙思想家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才借助、利用、误读中国形象。当1793年英国马戛尼尔访华、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十九世纪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便从“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沦为落后、停滞、野蛮的“他者”,从此开始了被西方各国侵略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