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并不是一个刑法意义上的概念,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对贿赂犯罪进行类似美国刑法“公务员贿赂罪”和“商业贿赂罪”的区分,所以导致目前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对商业贿赂犯罪范围的认识并不统一。商业贿赂犯罪中最主要的犯罪行为就是商业行贿罪和商业受贿犯罪。相比国外的规定,目前我国面对商业贿赂犯罪最主要的问题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行贿罪和受贿罪都统一规定在“贿赂本国公职人员”条文中。对照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约并未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为他人谋利益”作为行贿和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公约》未将“数额较大”作为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无一例外的规定了“数额较大”作为构成要件,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的范围过窄,还有行贿行为方式上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实际给予”而《公约》规定的行贿方式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实际给予”。目前学术界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的选择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采用单行刑法模式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第二种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第三种观点则是在《刑法》中设立单独的商业贿赂犯罪条款,第四种观点刑法修正案对现行罪名进行修改和补充。从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对比来看,各有利弊,笔者基于第四种观点,认为对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应当采用刑法修正案为主,单行刑法为补充的立法模式,但是首先在程序上应该给予人大委员会修改刑法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