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犯罪是发生在医事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本文从医事犯罪相关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医事犯罪的基本问题、行为类型、阻却责任事由以及两种新型的医事犯罪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关于传统医事犯罪行为与新型医事犯罪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的建议。全文共分为六章,约12万字。前言：在简要介绍国内外关于医事犯罪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探讨医事犯罪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第一章,医事行为与医事犯罪基本问题。医事犯罪发生于各种医事活动之中,医事行为是医事犯罪成立的前提。所以,本章首先着重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医事行为的各种学说,在此基础上对医事行为的概念作出界定,并归纳其基本特征及行为类型。其次,根据医事行为的概念特征,对医事犯罪的定义作出界定,并对传统的医疗犯罪概念进行评析。传统的医疗犯罪概念以诊疗作为行为目的,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医学科技发展和医疗实践需要,实践中存在着如人体试验、医疗美容等大量非诊疗目的的行为,对于其中的犯罪行为如再以医疗犯罪概括则明显不当。医事犯罪概念的外延明显大于医疗犯罪,应以医事犯罪这一概念取代之。第二章,医事过失犯罪。本章注重研究医事犯罪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过失犯罪。首先,对医事过失犯罪的概念作出界定：医事过失是指医事主体在医事行为中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之规定,未履行应尽之注意义务,造成严重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其特征表现为：医事过失是一种业务过失；医事过失要求较高注意义务。其次,研究了医事过失犯罪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来源于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民事、刑事法律的规定；诊疗护理常规的规定以及医学文献。关于医事注意义务中的医事注意能力问题,本文认为,基于医事活动的特殊性,根据行为人不同的医事水准判断其注意能力是较为科学的标准。主观说虽然以行为人的具体情况作为判断标准,具有主观性,但是该标准同时也包含一定的客观性,其客观性表现为基本的医事注意能力,这种基本的医事注意能力是对医事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此外,医事注意义务的内容呈现出动态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可以分为一般医事注意义务、特殊医事注意义务、其他注意义务三类。每一类又包含若干具体内容。本章第三节探讨了医事过失的认定标准问题,其中着重介绍了医事水准理论。医事水准有医学水准和医疗水准之分。医学水准高于医疗水准,前者代表了医学科技的最新发展和尖端成果,后者代表了当今医学实践中的一般水平,是被广泛应用的医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文认为,认定过失的成立应以医疗水准为标准,并对此加以详细论证。此外对医疗环境、医师个人能力等影响过失认定的因素予以研究。最后针对诊断、治疗、输血、手术等不同医事行为中的过失认定与规制进行详细具体分析。第三章,医事故意犯罪。本章首先对医事故意犯罪基本问题予以探讨。继而重点分析了两种常见的医事故意犯罪：医事欺诈行为和妨害病历管理行为。医事欺诈行为危害较大,同时较为隐蔽,不容易发现,即使发现也难以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本章分析了医事欺诈的构成要件,对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予以评析。然后重点分析了医事欺诈的几种类型：不具有职业资格主体实施医事欺诈的行为；故意虚构或夸大病情,诱使被害人就诊行为；发布虚假医疗广告行为；开高价药、做无必要的医学检查行为。并对医事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与规制进行了分析。其次,对容易被忽略的妨害病历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妨害病历管理行为不仅侵害了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而且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隐私权等权益,实践中,许多情节严重的妨害病历管理行为还可能构成犯罪。本文认为,对于妨害病历管理行为,可以根据伪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追究行为人之刑事责任。第四章,医事犯罪阻却事由。首先,分析了刑法中“允许的风险”理论在医事活动中的适用。对“允许的风险”理论在医事活动中适用的必要性和具体要件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适用“允许的风险”阻却犯罪之成立必须满足以下要件：1、医务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2、医务人员必须执行正当业务。3、医务人员必须实施谨慎注意义务。4、医疗手段和方法必须科学、适当。其次,对医学中的“知情同意”理论进行了论述。并就这一理论阻却犯罪成立的理由、适用条件做出详细的论证。本文认为,就“知情同意”理论的核心要素——告知的内容而言,应当对医师告知内容界定一个基本范围,这一范围包括患者应当了解的疾病基本情况、诊疗方案、预期风险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患者的个人条件、心理承受力等具体情况,再由医生进行选择性地告知。最后,探讨了安乐死与犯罪的关系问题。关于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争议非常大。本文在梳理安乐死之争以及立法现状的基础上,从人权角度和刑法理论出发,认为具备严格条件的安乐死应当不构成犯罪。这些条件包括：实施安乐死的主体、实施对象、实施时机与方法、实施程序等方面。第五章,新型医事犯罪之一——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本章首先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研究。在对脑死亡的内容,立法状况等问题的研究之上,着重分析了以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的意义：1、脑死亡标准符合医学规律,适应社会和科技的发展。2、脑死亡标准的确立能引起显著的社会效应与法律效应。3、脑死亡标准有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并对脑死亡之争以及“一元”、“二元”两种死亡标准作出评析,认为应当坚持脑死亡作为死亡的唯一标准。其次,重点分析了器官移植的刑事法规制问题。鉴于目前社会上器官移植的种种乱象,刑法有必要及时予以规制,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器官移植犯罪分为：商业化犯罪、违反自愿原则的犯罪、违反中立原则的犯罪、违反情报规则的犯罪、非法行医的犯罪和非人道的移植犯罪。本文对这些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对策和立法完善建议。第六章,新型医事犯罪之二——辅助生殖的刑法规制。本章首先从刑事法角度重点分析人工授精与相关行为。非法人工授精行为危害较大,但现行刑法对其中一些行为并没有规定为犯罪,反映出立法的滞后。本文探讨了人工授精犯罪的巨大危害性,针对非法买卖人体胚胎、非法实施人工授精手术等行为提出详细的刑事规制建议。此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代孕这一社会现象,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目前我国关于代孕的立法方面尚有许多空白,在应对大量出现的代孕行为时捉襟见肘。尤其是商业性代孕、亲属间代孕等问题严重冲击着人类伦理和社会秩序,需要刑事法介入调整。因此,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现有刑法对代孕及其衍生犯罪进行规制,同时还应尽快完善刑事立法以应对若干危害严重的代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