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制度“汉制”向“晋制”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墓葬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洛阳地区作为汉晋时期统治中心,分布有包括东汉、曹魏、西晋帝陵在内的各个层次的墓葬,为全方位考察该时期墓葬的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该文以“洛阳盆地”内发现的3800余座汉晋时期墓葬为研究对象,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分期年代、文化因素、墓葬制度等问题的分析,试图对洛阳地区汉晋墓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首先针对墓葬形制、典型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将墓葬分为23组,共11期,即西汉早期偏晚、中期偏早、中期偏晚、西汉晚期,王莽至东汉初期,东汉早期、中期、晚期(分前、后段),东汉末期至曹魏早期,曹魏晚期至西晋早期,西晋晚期。在分期基础上,探讨洛阳各时期墓葬文化因素的来源与影响。西汉早中期逐渐受到长安地区的影响,晚期开始出现新因素;东汉早期为南阳、河内等地与洛阳本地文化因素的融合,中期形成洛阳特色,并开始广泛影响全国各地;曹魏早期表现为冀州地区与本地文化因素的融合,并促使新因素的出现;西晋早期主要对洛阳曹魏墓文化因素的继承与延续,晚期大量吸收东吴文化因素,新风格开始形成。上述地域间文化因素的融合多因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引起。从层次性、阶段性两个方面,宏观上讨论墓葬制度“汉制”、“晋制”的形成与特点。两汉“汉制”的具体内涵差异较大,且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高、低两个层次之间的共性逐渐增强,在东汉时期典型形态为:砖(或石)室墓,同室合葬,随葬陶模型明器、祭奠器、动物俑类。西晋“晋制”高、低两个层次之间有较大不同,高等级墓形制为纵长方形单室,仅随葬日用器,低等级墓多为方形单室,随葬以出行仪仗类为主的各类陶器。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阐述墓葬高、低两个层次在汉晋墓葬制度演变过程中如何转化。除西汉承秦制外,其余各时期多是由前种墓制中“小传统”升华为后种墓制的“大传统”,如西汉“汉制”南阳、洛阳小传统中孕育东汉“汉制”大传统,而东汉“汉制”冀州小传统中形成曹魏“魏制”大传统,即便西晋“晋制”大传统也来源于“魏制”小传统,而同时期墓制“大传统”又影响“小传统”,如此墓葬制度发展的连贯性得以体现。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针对洛阳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地域分布、等级差异、帝陵制度、合葬与家族葬、墓葬的祭祀、厚葬与薄葬等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墓葬分布,主要讨论了汉河南县城周边的西汉、新莽高等级墓,以及洛阳盆地内包括东周至北魏在内的帝陵分布情况。墓葬等级差异,西汉晚期至新莽开始逐渐增大,东汉时期以玉衣制度、曹魏至西晋则以墓圹内收台阶最具等级特征。帝陵制度在东汉至西晋时期呈衰弱之势,但象征最高地位的等级因素始终存在。合葬与家族葬方面,合葬始终以夫妻双人合葬为主,其中东汉多人合葬较为普遍,西晋同室合葬比例开始下降;家族葬流行于东汉至西晋时期。墓葬的祭祀,分墓内与墓上两个方面,东汉以后重心逐渐由“墓内”转为“墓上”。厚葬与薄葬,汉晋时期占据主导的“灵魂不灭”论,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奉行“事死如事生”理论的基础,也是“厚葬”流行的重要原因。两汉“以孝取士”,促使厚葬之风愈演愈烈,魏晋的相对“薄葬”,则是缺少功利主义驱使的理性回归。